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赣州城位于赣江源头章、贡二水汇合处，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四周城墙高厚坚实，地势十分险要，素有“铁赣州”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提出夺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相比于其他几个城市，赣州城的敌人最少，故而最后选择了赣州作为攻击目标，临时中央甚至已经做好了赣州作为中华苏维埃首都的准备。
但当时围绕着该不该打赣州，刚刚让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毛泽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局领导干部有着巨大的分歧，因为彭德怀同志这位重量级将领，站在临时中央一边，最终形成了决议。
结果红军苦战月余，攻城不克，反遭重大伤亡，损失了四个师级干部和无数战士，甚至于直到未来解放了，很多战士的遗体都没有被找到收敛，比如被俘牺牲的红一师师长侯中英同志……
更麻烦的是，当时正好是日寇侵略上海期间，在这个时候打这一仗，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让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有了口实……
这一次听到四路军的攻城经验后，彭总自然又一次想起了赣州。
在他看来，当时真的差得就是那么一点点，如果战术上再细致一些，准备更充分一些，拿下赣州可能性非常大，而一旦赣州拿下，形势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彭总说起赣州，正在做介绍的四路军总部参谋刘云相同志就很不满意，“去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民族大义在先，红军本来就不应该打赣州！
红军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没有意识到日寇入侵期间，并不适合打内战，道义上首先就落了下成，要不然蒋介石也不会有口实，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次应该才是战术布置上面的问题！
战略都出了大问题，战术上就算成功了，搞不好反而是更大的失败！”
刘云相同志的批评相当严厉，不过我党高级指挥员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向如此，再说了，比刘云相同志的批判更严厉的话不知道有多少。
时过境迁，彭总也早就冷静下来，他并没有生气，而是沉默了一会，开始了解释，“我们发动此战的时机，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总部下达命令是一月十日，当时一二八事变并没有爆发，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那么多！”
刘云相同志想了想说道，“彭总指挥，这个问题，并不是您的责任，谷总宣在去年十二月份，军政干部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战略时，曾经举赣州战役为例，认为此战失败主要是苏区中央的领导没有审时度势。
谷总宣认为，在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之后，红军就应该立刻停止攻击，并迅速发动相应的政治攻势，尽可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获得更多的喘息机会，而不应该只看到眼前蝇头小利，损害了长远利益！
他告诉四路军的高级干部，现在中国的诸多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然后才是国内的阶级矛盾。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定要高举抗日这杆大旗，才会在未来战争中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获得人民更多的支持！
今年上半年，我们消灭孙殿英，攻打山西，都进行了相应的政治准备，前者用的是热察联合政府，拉上了西北军一起动手；后者则直接用打击亲日军阀的名义，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争议，但有了这层皮之后，我们并没有遭受到太大的舆论压力！
现在日本人已经侵入到华北，国民党不思抗战，反而签署塘沽协定这样的卖国条约，我们就更有理由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了，接下来四路军会高举反常抗日这杆大旗，不断进攻国民党反动派……”
刘云相同志侃侃而谈，王若飞同志也没有阻拦，心里甚至在夸奖，刘云相同志只是总部的作战参谋，在战略问题上，头脑却这么清楚，相当难得，这恰恰说明北方的同志素质很高，谷雨同志教育的好。
北方局在这些问题上，做得确实比南方同志要好得多，四路军发展得如此强大了，却一直没有遇到敌人的围攻；反观南方红军，本来实力就不如四路军，却几面被敌，处境明显困难多了。
这里面有身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核心区的关系，但同样也跟南方同志在政治上的一些做法很有关系，树敌太多，仗自然就很难打。
并不是处境越困难就越革命，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一些同志的领导出了大问题！
刘云相同志说完，彭德怀同志与政委滕代远同志对视了一眼，谷雨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说全对，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红军的形势很好，乘机发动攻势，扩大红军和根据地很有必要。
但从战略上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掌握国民政府的粤系与共产党之间，确实有一定的机会缓和关系，最起码可以拖延一些时间，但两党仇深似海，但是谁也没有这个气魄做这样的事情。
想到这里，彭德怀同志心里过了一遍，相比于博古和周恩来，一个书呆子，一个调和派，当年要是谷雨同志过来就好了，不过转念一想，他又摇了摇头，估计没几个人能受得了毛泽东……
沉默了一会，彭德怀同志这才说道，“谷雨同志评价的很有道理，我们当时在战略上，多少有些考虑不够，要不然也不至于打了一个大败仗。
但此战失败，主要问题还是战术问题，我的指挥出了大问题！
王书记，我们能不能暂时停一下，我想和云相同志在沙盘上复盘一下赣州战役！
这一仗的教训深刻呀！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四路军的同志来分析一下，对我们肯定很有帮助！”
客随主便，王若飞同志自然饶有兴趣的点点头，“既然是交流，有来有往自然更好，我们这一次过来，并没有定下离开的时间，时间非常充裕！
你们谈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彭总点点头，一行人来到了沙盘室，进行了一次兵棋推演！
彭总对这一战的失败刻骨铭心，这一年多以来，只要有空，他就会进行沙盘推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总指挥部到现在还有赣州城的沙盘。
彭总指着赣州城的沙盘，给刘云相同志介绍起来，此战敌我双方的兵器都很差，敌人是杂牌军，一个旅三千多人，另外还有地主武装五千多人。
敌人是杂牌军，武器装备也不好，炮兵根本没有，轻重机枪也有限，但他们有高大深厚的城墙可以支撑，所以才坚决负隅顽抗。
另外敌人可以获得中央军和粤军的支援，所以红军不得不把红四军等主力拿出去打援，攻坚兵力有限，只有红三军团两个师和红七军一万三千多人。
主攻的红三军团和红七军竟然没有炮兵，只能用轻重机枪掩护，即便如此，机枪子弹也不是很多，当时红五军团倒是有一些炮兵，不过红军对刚刚给起义的红五军团不够信任，没有调走他们的炮兵。
所以红军攻城只能用清末的办法，把黑火药放在棺材中，通过挖地道爆破城墙，而在具体部署上，红军并没有集中兵力，而是平均分配兵力，攻城三部分散在三个城门……
听到己方是这样的实力，又是这样的平均分配兵力，刘云相同志连连摇头，“红军实在太苦了！
以红军的装备水平，竟然能打那么多胜仗，太不可思议了！
我记得去年八月，攻打锦西县城的时候，我们主力旅每个连已经有好几挺轻机枪，迫击炮已经有几十门了，子弹炮弹都比较富裕，即便如此，大家都很担心，最后又把炮兵团的主力拉到了锦西，才动的手！
说实话，四路军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攻打这样的坚城！
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
彭总摇摇头，十分强硬地说道，“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我们没有炮，敌人也没有嘛！
要是一天到晚都喊条件不好，那还打什么仗！”
刘云相听完，又一次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四路军虽然也非常在意打硬仗，但无论是什么硬仗恶仗，事先都会仔细研究清楚，没有七八分把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打。
不打无把握之仗，是四路军从上到下的共识，即便是冒险进攻平型关，四路军事先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最能打的部队都用上了，要不然怎么可能有后来的势如破竹。
不知道为什么，刘云相同志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南方红军也许非常英勇，作战顽强，不怕牺牲，但从上到下的整体军事素质似乎并不是很高，怪不得邓参谋长说到了北方之后，相当于又重新开始学了一遍怎么打仗……
攻坚战平均分配兵力，要是在四路军当中，那个指挥员敢这么干，很可能会立刻被撤职，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经过连续几战胜利之后，早就深入人心了……
当然了，这只是刘云相同志内心的想法，他并没有说出来，不过既然是讨论，他也就不客气的指出了彭总排兵布阵的多个不足。
比如兵力配置上，没有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在某一点上，而是分散布置，应该按照一点两面的原则，把主要兵力和火力点集中在两部敌人的结合部小南门一带，这里更容易被突破；又比如没有使用近迫作业，这样既可以缩短进攻发起的距离，又可以掩护挖设地道，让敌人找不到我方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有了战壕保护，敌人很难得到反击的机会，只能困守孤城，这样即便啃不下来，我们也能顺利得撤走！
又比如打援兵力布置不当，没有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把重兵放在了南面，疏忽了对北方的防御，这是不合理的，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北重南轻。
粤军属于军阀，他们虽然靠得近，但属于守家之犬，未必愿意大规模增援赣州；反而是中央军，他们虽然离得远，但战斗意志应该更强一些，他们更可能增援赣州。
另外我军攻城不仅仅是纯粹的攻城，如果有机会应该想办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可以围城打援，但此战也没有组成打援兵团……
又比如攻城准备不足，攻打这样的坚城，没有炮兵，只能依赖爆破，而攻坚爆破是一门技术活，事先必须进行大量的演练，要不然很容易误伤自己.听完了刘云相同志的点评后，彭总嘴角微微颤抖起来，想了想问道，“四路军的同志已经知道了赣州战役的细节？”
刘云相有些奇怪的摇摇头，“我们只知道赣州没有拿下来，并不清楚这一战的细节……”
“确定？”
“彭总指挥，我没有必要撒谎！”
彭总微微叹了一口气，转头向着王若飞同志问道，“云相同志十分年轻，看起来参军没有多久，他这个总部作战参谋，属于什么级别的干部？”
“九一八爆发前，云相同志是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去年六月份，云相同志毕业后，就参加四路军，做过连长，团参谋长。
去年十二月从团参谋长的任上被调到了四路军参谋部担任作战参谋，林西战役后，云相同志开始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要说级别，现在应该是副旅级……”
彭总转头看向身边的高级将领，“好好听一听，人家光看我们的部署，就知道我们输在哪里，每一条都说到了点子上，你们这下子该服气了吧！
四路军同志能有今天的胜利，不仅仅是装备好，他们的战术也比我们好，我们一定要虚心得向四路军的同志们学习！”
刘云相同志本来还有些稀里糊涂，但等到彭总介绍战役的发展过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然全部说中了，此战红军的失败，主要原因恰恰就是他提到的那几点，怪不得彭总会问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失败的细节。
接下来又交流了一番，彭总仔细询问了四路军攻城战的种种安排之后，方才意识到他对具体战术，尤其是攻坚战的理解还有相当大的不足，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没想到攻城战竟然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四路军的步兵战术确实要好好学一些了、。
交流一直到了天黑时分，三军团才安排几位同志吃饭，红军条件比较艰苦，官兵一致，总指挥和政委与普通战士吃得一模一样，虽然来了一些同志，但也没有特殊化，战士们吃什么，大家都吃什么。
对此王若飞等同志也不奇怪，四路军也是这么过来了，只是现在条件稍微好了一些，才会有些区分，不过饭菜实在是寡淡无味，而且一股口味，所以几位北方局过来的同志就都有些皱眉。
李政委有些抱歉的说道，“同志们，委屈了！
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条件有限，别的都还好，关键是盐不够，所以从上到下都只能必须节省！”
王若飞同志听完，立刻皱起了眉头，“盐不够不行呀，没有盐，就没有力气，别说打仗，连走路都成问题，那样的话，部队哪有战斗力！”
“没办法，敌人封锁得太厉害！
前段时间恩来同志因为长期缺乏盐分，加上天热，晕倒了，当时他正骑马赶路，直接从马上掉下来，情形很危险。
他的岳母杨老太太为了找盐，想刨茅厕土坯墙，找一些硝土，差点出事，不得不送进了医院！”
王若飞同志眉头深锁，“怎么搞得这么困难！”
李政委摇摇头，“唉，不说了！
对了，四路军是怎么解决食盐问题的？”
“我们在内蒙地区有好几个盐湖，并不缺盐，还可以对外出售大青盐！”
彭总叹了一口气，“物质条件真是没办法比，简直是咸的咸死，淡得淡死！”
“办法还是要想一想的，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总有商人敢于冒险的！
敌人也对我们进行封锁，不过根本封锁不住，一些人连造炮机器都敢偷运到北方根据地！”
“唉，哪有那么容易呀！”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戴着厚厚眼镜的红军同志站了起来，敬了一礼说道，“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也有问题，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
王若飞同志慢慢放下了筷子，“把私商这条线割断了，这是什么意思？”
滕代远同志皱着眉头说道，“黄瞎子，你安分一点！”
“滕代远同志，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不能话不能当面说的，黄同志请说，我洗耳恭听！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彭总与黄瞎子关系非常好，他笑着说道，“这是黄克诚同志，外号黄瞎子，出了名的耿直、爱提意见，本来是一师政委，因为反对打赣州，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主动带队伍撤离，被撤销了职务，降职为营政委，前段时间，刚刚提了一级，现在是团政委！”
王若飞同志笑着说道，“嗷嗷，原来如此！”
“王书记，我就是这个性子，一肚子不合时宜，您真得愿意听吗？”
“当然，我不仅仅要听，还会反应给谷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请你务必畅所欲言！”
“好，那我就说！
说得痛快！”
黄克诚同志就批判起来，首先就是对商业政策不满，苏区过分强调形势紧张，斗争激烈而实行自我封锁，经常拿赤色戒严、反对国民党蓝衣社、法西斯分子混入苏区、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过多的限制商品进出口，没收商人商品，禁止自由贸易，封锁自己的口岸，结果就是现在盐都吃不上I而在工商政策上，对于一些兼营工商的地主，他们的工商业也被打击和没收；又搞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各种名头的节假日、纪念日，甚至还有一大堆福利补贴等等一系列不合实际的政策。
财税政策上，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军需严重不足，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和提高税收，中小商人税负严重，营业积极性大受挫折，反而不愿意再经营了。
没有了商人的配合，苏区各种物资极端匮乏，不得不用种种名义增加税负，比如国债，借款等等，这又加重了群众负担，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黄克诚同志越说越生气，又对土地政策抨击起来。
现在苏区执行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对地主不仅不分田，而且不准买地，租地和开荒，不准以任何方式与土地发生关系，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或者干脆就是肉体消灭，不仅仅地主要杀，地主的家属也要杀！
对富农不仅分坏田，而且富农努力耕作将土地改造为好田后，又要把好田没收，重新分配坏田，还不断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将其同地主一样没收，使得不少富农家境比雇农还要差，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
由于斗争扩大化，又将不少中农打成富农甚至是地主，使得他们遭受没收土地、分坏田甚至不分田的厄运，这样一来，中农人人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
土地还经常打乱重分，也使得贫农不能吃定心丸，降低了生产兴趣，总之一句话，现在的土地政策混乱无比，搞得连基本盘贫民都不满意了！
这一连串政策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没有人愿意安安心心的经营，以至于部队很穷，政府财政出现很大困难，工农生活不能改善，反而急剧恶化。
黄克诚同志说到最后，十分生气的说道，“现在的苏区米价飞涨，有钱无市，军政机关和群众都严重缺粮，红军甚至有时只能吃两餐稀饭，后方医院伤病员连每日两三顿粥都不周全。
不仅仅粮食成为问题，穿也成了大问题，布价连连上涨，前方三四个战士才能有一床被毯！
煤油和盐就更不要说了，只能用樟脑油和土硝盐来代替，就这样都还缺乏的厉害！
现在的中央苏区百业萧条，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吃，吃不饱；穿，穿不暖，什么东西都缺，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如果再不调整政策，苏区迟早要垮掉，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千古罪人！”
面对黄克诚同志激烈指责，陆续有同志们冒出来说话，而在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却都沉默了，并没有说话，看到这一幕，王若飞同志哪里还不明白，黄克诚同志说的都是实话，大实话，红军同志们的怨气已经很重了！
他心情十分沉重的站了起来，向黄克诚同志郑重得敬了一礼，然后握住他的手说道，“永兴同志，谢谢你说了实话！
让我对苏区的真实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
接下来我将会向国际和谷雨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请求他们尽快调整苏区的内外政策，并尽快取得改善，也请同志们放心，中央一定会尽快想办法改善苏区同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们的生活待遇，绝不会让同志们既流血又流泪！”
王若飞同志刚刚说完，彭总带头，在场面黄肌瘦的红军指战员们纷纷鼓掌，而随着王若飞同志的发言，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风暴自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