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取得革命的重大胜利，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内部问题，二月中旬，北方中央局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重新选择了北方中央局的负责同志。

　　这一次全体会议在人事安排上，虽然有所妥协，但更多的是按照北方局自身的发展需要做出的，国际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为了迎接这一次全体会议，谷雨事先召开了几次预备会议，就北方局的人事安排提出了自己设想，也获得了大多数北方局委员的认可。

　　对北方中央局搞出谷、张、廖、武、梁五大书记，又把北方局常委增加到十三人，委员更是不断增补，现在已经多达三十多人的做法，国际一直不是很满意。

　　这种政治模式下，北方局常委的权力与普通委员的地位差距不大，而五人书记处的成立，也会加强谷雨对北方中央局的控制，谷雨这样的做法，自然让国际一些同志十分不满。

　　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方式还是类似于苏区中央局那样，由单数同志九名或者十一名组成苏区中央局委员，这就足够了，所以国际的电报中，认为维持三书记，八个常委的局面比较合适，甚至还提出了具体要求。

　　比如两名军事同志都为北方局常委，不太合适，建议拿掉一名；另外既然殷鉴同志表现不是非常出色，他不应该留在北方局常委的名单中。

　　这样加上前往河北上任的杨尚昆同志，进三退三就比较合适了。

　　拿到这篇电报之后，谷雨先是召开了一次北方局常委会，让他们讨论一下，当时陈赓在前线打仗，杨尚昆去了河北，参加会议的总共有七个人。

　　国际的电报传阅之后，殷鉴看到电报之后，只好主动表态，拥护国际的决议；刘伯承同志紧接着也主动表态，认为陈赓政治上更强，他应该留在北方局常委中。

　　不过谷雨却表示了挽留，他的意思就是殷鉴同志这段时间主持华新社，为北方局和蒋介石的舆论大战，做了不少工作，他可以退一步，成为常委，但直接退为委员，并不合适，这样做会让认真工作的同志感觉到不安。

　　对于刘伯承的提议，谷雨更是一口回绝，你是四路军总指挥，代表的是四路军，成为北方局常委合情合理。

　　然后谷雨说道，这也不是殷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陈赓同志作为副总指挥，为了四路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够随便将他剔除出北方局常委名单。

　　谷雨的态度明确，坚持要把北方局的意见陈述给国际，其他同志很显然不可能反对谷雨的提议，谁也不能接受毫无理由的降两位同志的级别，鬼知道下一个人会不会是自己，不管怎么说，也必须争取一番，毕竟国际也只是建议！

　　讨论了一番之后，北方中央局再次给上海中央局和国际发去了一封电报，认为现在北方中央局正在高速发展期，保持一定的稳定是必须的。

　　北方局本来就有三位书记，八位常委的人事格局，大家都干得还不错，现在增加了三个人，却要踢掉三个人，很容易引起党内的纷争，与其这样，还不如暂时不动。

　　国际和中央派来了三位同志，张闻天同志是理论家，他取代殷鉴同志，作为书记处的一员，十分合理，殷鉴同志也非常拥护。

　　其他两位同志刚来，他们在苏俄待了这么久，总需要一个适应期，不适合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们，潜台词就是做好了，大家都好办；做不好，责任谁来承担？

　　之所以成为书记处，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同时也是因为北方中央局发展的需要。

　　目前北方中央局已经发展到绥远，这么多中央局常委肯定要分开工作，不可能都留在一起，成立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是必要的。

　　对于武怀让和饶漱石两位同志的提拔，谷雨也有足够的理由，武怀让是北方局军委书记，对北方局军事武装的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饶漱石就更不要说了，他对北方局组织系统的健全和大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位同志所处的位置都是极其重要的，提拔他们合情合理，我们不能够一味的空降领导干部，而不提拔表现出色的同志，这会严重影响到党内同志的斗志。

　　面对北方中央局的强烈坚持，国际一开始没有回复，二月初一批苏俄同志到达热河，考察了兵工厂，并向国际汇报之后，国际才最终同意北方局成立书记处，不过对于书记处书记的人选还是有争议，国际认为王若飞同志应该进入书记处。

　　国际的理由是王若飞同志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苏俄工作期间表现出色，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看到这封电报后，武怀让同志主动提出要维持团结，不要再争论，他还是退出书记处人选比较好。

　　不过谷雨看了他一眼，很不满意，觉得这位同志多少有些单纯，现在是让的时候吗？

　　故而他一字一句的说道，“怀让同志，你必须清楚，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再说了王若飞同志进入书记处，却排除了陈郁同志，我如何向陈郁同志解释？

　　他是中央局委员！”

　　武怀让还是有些担心，“这样一再固执己见，国际的同志会不会有看法？”

　　这个时候，陈云插了一句，“既然是人事建议，我们的发言权还是有的！”

　　陈云同志的立场明确之后，这一次北方局会议，最后还是坚持了原来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在工作中先考察两位同志，到底擅长哪一块工作，等完成考察后，北方中央局的领导层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国际收到电文后，到了第二天才悻悻的回复尊重北方中央局的决定，至此围绕着北方局的人事调整，谷雨获得了胜利，谷雨知道这里面十有八九是王明搞的幺蛾子，陈和陈郁不和的事情，谷雨很早就知道。

　　这家伙又想插手北方中央局的工作，又想排除异己，真亏他想得出来，让中央局委员做普通常委，而让一个在苏俄多年的同志，连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的同志，担任书记处书记，这样搞，岂不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吗？

　　所以谷雨无论如何，也要抵制，不能让他乱来，基本的组织纪律还是要讲得，现在不同以往了，他已经有资格说不。

　　既然人事问题定下来，自然就要召开北方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选择通过了北方中央局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常委名单。

　　谷雨担任北方局书记，负责全局工作，并担任四路军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谷雨、张闻天、陈云、武怀让、饶漱石五位同志为书记处书记，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张闻天负责北方局宣传工作，陈云负责北方局根据地建设，武怀让负责北方局保卫、情报、兵运和 地方民兵工作；饶漱石同志负责北方局党务和组织工作。

　　北方局也选举了八位常委，柯庆施和余泽鸿两位同志分别负责冀热辽根据地的党务和政府工作；刘伯承和陈赓两位同志负责四路军军事工作；王若飞同志担任北方局秘书长；马辉之被任命为四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四路军后勤工作；殷鉴同志负责北方局青年团和 新华社的工作；陈郁同志负责北方局工业工作，并担任北方局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北方局工业委员会是在这一次北方局会议上成立的，谷雨亲自兼任主任，陈云、陈郁、李强、毛泽民和李贺五位同志为委员，苏俄过来的专家阿尔希波夫同志为顾问，谷雨这样做，也是为了表示对北方局工业委员会的极端重视。

　　之所以把陈郁安排到工业委员会实际负责同志，自然是因为陈郁这位工运出来的同志，是党内难得对工业有一定了解的人才。

　　陈郁十一岁就在香港一家缝纫机修厂当学徒，后来又在一家汽车公司当学徒。

　　3年期满，公司老板见他精明能干，即送他去广州汽车学校，学修理与驾驶技术，毕业后返回香港汽车公司当修理技工。

　　后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轮船上当侍应生，从此当上了海员，这才一步步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参加过多次工人运动，还领导过广州起义。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陈郁虽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应不应该召开四中全会的问题上，陈郁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有分歧，而在工作实际中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重大问题上，陈郁又同王明等人发生矛盾。

　　陈郁自觉没办法在上海开展工作，主动提出前往苏俄学习，这也让他躲过了上海中央最混乱的一段时间，这些事情谷雨都亲身经历过，自然心知肚明。

　　去年，王明一到苏俄，就开始整陈郁，要把他打成右派，不过没有成功，陈郁也知道在苏俄待不住了，听说国际要安排同志前往北方局工作，又一次主动提出回国工作。

　　王明本来还想把他发配回上海，但在国际酝酿时，还是把他安排到了北方局，在得到通知后，他特意与陈原道同志仔细聊了一番，又拿着陈原道同志提供的北方特殊论的种种学习资料，一路上都在学习。

　　来到北方局一开始，他就向谷雨汇报了他对北方特殊论的理解。

　　谷雨对陈郁政治上的成熟十分欣赏，这样有丰富革命实践、政治上比较清醒，还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同志，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助手，也许可以试一试工业建设。

　　当然了，这也只是谷雨的想法，陈郁到底行不行，谷雨也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都必须要试一试，毕竟这样的同志实在太少了，每一个都弥足珍贵。

　　既然陈郁同志被安排到工业口，那么王若飞同志自然就是秘书长了，这位同志资历很老，与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学，谷雨也知道他，但到底能力如何，谷雨并不清楚，还是老办法，先做一做秘书长了，看看到底怎么办。

　　王若飞同志个头不高，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

　　他很爱喝酒，又比较爱说笑话，顽皮，好闹，十分有趣，没过几天，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很明显是一位情商很高的同志。

　　这段时间北方局与蒋介石的舆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谷雨让王若飞帮忙起草稿件，发现他文章不仅写得很好，文采非常出色，道理也说得很透。

　　很明显这位同志理论功底相当深厚，实践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谷雨也发现，王若飞同志处理事情比较圆滑，而且他为人也属于谦虚实干的那一种人，把他放在秘书长的位置上，看来还真放对了人。

　　共产党在热河站住了脚，地盘也越来越大，自然也会有接触不少人士，尤其是这段时间，很多民主人士也跑过来了，劝说这个，劝说那个，搞得谷雨不胜其烦，你们怎么不去劝劝蒋介石呀，这不是欺负我好说话吗？

　　王若飞同志的舅舅是一位在贵州很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故而谷雨让他和这些人接触，王若飞从舅舅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与这些民主人士接触时，该拒绝，果断拒绝；该解释，仔细解释，处理得相当得当。

　　很快谷雨就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位能力很强的秘书长，有这样的同志协助工作，他要轻松很多，故而他开始逐渐将更多的工作交给他，书记处开会时，也会经常询问负责会议记录的王若飞同志的意见，这事实上也是对他的考验。

　　事实上，谷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在观察王若飞同志的同时，王若飞同志也在观察他，王若飞同志在苏俄期间，听说过很多谷雨的事情，也知道现在北方局发展得非常好。

　　这一次他被国际派来加强北方局的工作，事先王明同志找他谈过话，意思就是北方局工作越来越重要，但北方局因为执行北方特殊论，很多做法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不尽相同，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存在不少探索的空间。

　　故而王明同志希望他这样理论知道丰富的同志，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内涵，遇到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要督促北方中央局向国际多请示，多汇报，让国际可以更好的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王若飞同志自然很清楚王明这番嘱咐的意思，而这段时间围绕着他的任职，北方局与国际也有些争议，所以王若飞同志到达热河之后，相当小心，在会议上多听少说，他绝不愿意成为谷雨和王明两人打擂台的牺牲品。

　　不过和谷雨接触下来，王若飞对谷雨的看法要比王明好一些，谷雨为人确实如同传说的那样，比较宽厚，待人接物也是文质彬彬，不像王明那么咄咄逼人，动辄整人，第一印象要好很多。

　　王若飞很快就发现，别看谷雨年轻，谷雨在北方局的威望很高，很多同志遇到问题了，往往第一句就是，谷雨同志说过，谷雨同志曾经说过，以此作为证明自己做法的依据。

　　王若飞没办法，不得不想办法收集谷雨的各种讲话稿，还有各种文章，仔细阅读一遍，而这种种资料的收集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对谷雨同志在北方工作的认识过程……

　　就在北方中央局对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之际，苏区中央局也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不过相比于北方中央局的平和，苏区中央局就显得火爆多了！

　　博古和刘少奇两位同志达到苏区后，即与苏区中央局的同志一起开会，并传达了国际代表的意见，上海的中央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开会，选出一位负责人。

　　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进行，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前线，并没有出席这一次会议，故而出席会议的同志除了博古和刘少奇两位同志以外，还有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五位同志。

　　作为临时中央总负责，毫无疑问，博古应该被选举为负责人，毛泽东同志对这次选举没有异议，但他对于宁都会议不公正的结论十分不满意，进行了申诉，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发言，而且他还拿出了论据。

　　毛泽东同志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了谷雨同志关于北方特殊论的种种论述，并对很多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发现认为谷雨同志关于北方特殊论的多篇文章，和他的思路精髓是一样的。

　　既然国际认可北方特殊论，也完全应该认可他的那些做法，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给他戴上的那些帽子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还不等毛泽东同志说完，项英同志就不耐烦的说道，“毛泽东同志，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想反攻倒算吗？”

　　毛泽东同志说到一半，被打断，自然很生气，“项英同志，我是苏区中央局委员，我连讲话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任弼时同志不得不打圆场，“老毛，你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提，谁也不会拦着你，不让你说话。

　　老韩，大家都是同志，你这样打断不合适！”

　　这个小插曲之后，项英和其他同志都没有再打断，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申诉理由说完，博古同志这才憋着气说道，“泽东同志，谷雨同志提出的北方特殊论，是针对日本侵略下的北方地区，那里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博古把北方特殊论立论理由说了一通，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博古同志，我刚刚说得很清楚，我的很多想法做法和谷雨同志的思想精髓是一致的，这一点并不随主要矛盾的转移而有所变化。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对很多具体的基本处理原则应该保持一致，绝不能北方一个原则，南方一个原则，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

　　说一句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和北方局现在的不同就类似于，北方局吃面食，我们吃米饭，但不管哪一种，我们都需要用嘴巴吃饭。

　　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北方局用嘴吃饭，我们用眼睛鼻子在吃饭，奇葩的是，这两种做法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听到这里，博古勃然大怒，“毛泽东同志，你是在质疑国际，质疑中央吗？”

　　“不，博古同志，我是在党组织的正式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这是党章赋予我的权力！

　　作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我有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力！”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站起身，--缓缓地环顾了其他八位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现在北方中央局有好几位党的中央局委员和常委，我们也可以与北方中央局取得联系，我认为南方苏区的工作，完全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尤其是谷雨同志的意见！”

　　博古同志听完，几乎不加思索的说道，“没有必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向国际汇报就可以！

　　国际也没有指示我们这么做！”

　　项英同志选择站在了博古同志一边，“博古同志说得对，既然国际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算随便做！”

　　刘少奇同志一直沉默，没有怎么发言，这个时候他却发言了，“国际也没有反对我们这么做！

　　总不能国际不指示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我们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哪里？”

　　任弼时同志听到这里，微微摇了摇头，“博古同志，不管是苏区中央局、还是北方中央局、亦或是上海中央局，都是中国共产党下属的组织。

　　谷雨、张闻天、陈云和陈郁四位同志，作为党的中央局委员，听取下级党组织的工作汇报，是合适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说了，我们的同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确实需要广泛的听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