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战略意图暴露，解放军的战术自然很明确，一步步往慢慢后退，还是老办法，准备在济南和临沂好好磨一磨日本的锐气，甚至于丢失两地也无所谓，等到日本人离大海远了，解放军的反击效果就更加明显。

　　而在南线，冯治安虽然被日军13师团，损失不少，但西北军韧性很强，冯治安又是出了名的老实，作战勇猛，各种幺蛾子很少。

　　而平津战役也证明了共产党说到做到，对于敢打敢拼的部队舍得补给，甚至给予加强，西北军诸将自然人人用命，虽然阵地一再丢失，一再被日军击败，但还是有效的迟滞了日军进攻的锋芒。

　　相比于冯治安，一向比较狡猾、自负的傅作义此战却表现不佳，他的第11路军第一军，由原晋绥军35军改编，是傅作义起家部队，下辖三师，六旅，十二团，装备较强。

　　每个师都有一个从共产党购买的山炮团，旅都有一个120mm重迫击炮营，机枪、迫击炮数量众多，总兵力高达四万多人。

　　傅作义虽然与日军碰过，但他毕竟是军阀，山东期间比较小心，并没有进行过主力搏杀，他本来以为35军就算打不过日军，也不至于很难看，但没想到一上阵，就在安徽无为一带，被鬼子天上飞机炸，地下坦克冲，打蒙了。

　　当然这也不奇怪，即便是解放军在没有挖好战壕的情况下，也不敢和日本人在平原上正面碰撞，真当鬼子的枪炮准是白说了，而晋绥军又不像西北军那样以挖战壕出名，战壕挖得很一般。

　　加之解放军卖给傅部的山炮是阎锡山时代的山炮，射程也不够，面对日军炮兵的准确轰炸，自然打不过，一路溃败也就不奇怪了。

　　35军被日军106师团撵着走，幸亏傅作义部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动性强，凝聚力强，前世他甚至用几百辆卡车装备了核心力量35军，增强机动性，在这个时代，傅作义早早坐上了省主席，虽然汽车不多，但骑兵却有不少。

　　通过骑兵不断侧击，再加上傅作义的部队凝聚力一向很高，抗日热情高涨，近段时间共产党政治教育后，更是敢打更拼，所以傅部虽败不溃，依托长江北岸的群山防御，总算是挺住了，并没有被日军完全击溃。

　　此战之后，傅作义终于搞清楚了所部与解放军的差异，也老实了不少，当然了共产党方面也搞明白了傅作义部的战斗力，对他也不那么客气。

　　傅作义部被拆分使用，其主力第一军和第二军，被调到淮河以南，解放军派出教官手把手整训，提升他们的基本战术，同时分批支援冯治安。

　　而傅作义则指挥其几个骑兵旅，继续骚扰日军，对于这样的安排，傅作义并没有反对，他也没理由反对，共产党早就说过，打得好赏，打得不好处罚……

　　同样在这段时间，张发奎已经率领粤军到达了前线，憋着一口恶气，张发奎想证明自己，但此时的粤军战斗力并不怎么样，虽然经过政治教育和共产党的战术教育，但同样表现不佳。

　　面对日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粤军凭借着兵力厚度苦苦支撑，将士伤亡惨重，到了这一步，国内军界的有识之士都看明白了，地方起义部队与日军，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一些人若隐若现有些想法，到此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10月18日，踩着英国人出名的第三集团军奉命南下，集团军司令员许维雄受命统一指挥南线阻击战，务必将日军华中派遣军挡在淮南，为山东战役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无论是北伐名将张发奎，还是早早出名的傅作义、冯治安都必须接受许维雄的统一指挥，而在铁的战绩面前，这些人资历虽然老，但都选择了服从。

　　许维雄上任之后，根据己方兵力多，但战斗力不强的特点，一边继续手把手教晋绥军和粤军挖战壕，一边各部轮流上阵，同时拿出了对英、对日作战的老战术，白天僵持，晚上频繁反击，与日军纠缠，尽可能的迟滞日军的推进速度。

　　同时借着日军的磨练，提升下辖各部的战斗力，许维雄很清楚，即便是第三集团军，也有三个师的新兵，战斗力和装备都不是很好，只有打过几仗，训练的东西才会真正掌握。

　　日军此时兵力也不算太多，他们还要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加之担心被共产党围住，所以同样小心翼翼，非常注重各部的配合掩护，这样一来，不管是山东，还是淮南战场，都进入到僵持阶段，双方都在等待最有利的战机。

　　而在遥远的新疆，在解放军新疆兵团收复吐鲁番，并向迪化进军之际，盛世才最终选择了赌一把，他率七千余主力，与解放军新疆兵团第一纵队在达坂城打了一仗。

　　盛世才似乎想利用自己的部队装备好的特点，以战促和，但战斗的结果却让盛世才异常失望，全苏式装备的盛世才部连马家军都打不过，自然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盛世才大败，但解放军并没有追赶，而是有条不紊慢慢前进，等盛世才败退迪化之后，又一次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到了这一步，他终于没有选择了……

　　为了身家性命，盛世才干了一个大事，被苏俄利用，又不断抛弃的盛世才突然武力攻进了苏俄驻迪化总领事馆，杀害了多位苏俄守卫，苏俄总领事被盛世才突然发疯搞蒙了，大骂盛世才。

　　盛世才同样恶狠狠的回道，“狗日的老毛子，把老子当狗，玩兔死狗烹那一套，老子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

　　盛世才绑着总领事，又抄了苏俄领事馆的所有资料，在整个迪化到处张贴，然后一把火烧掉了领事馆，同时对外公开通电大骂苏俄是帝国主义，吃人不吐骨头，名为合作，但实际上开发北疆的锡矿、石油，竟然要独占94%。

　　更恶心的是，苏俄利用完了，又不管他的死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去南疆投奔印度人去，顺便还把苏俄领事馆针对共产党和英国人的秘密资料对外公开了一些……

　　通电完之后，盛世才绑着几十号苏俄人，往西逃跑，先是跑到了独山子，独山子油田一带有不少苏俄探矿人员，又被盛世才绑走，然后一路跑到了伊犁，沿途遇到了哈萨克部落也毫不留情，烧杀掠夺……

　　盛世才人还没有到伊犁，他这一番骚操作就搞得天下哗然，抗日联合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召见苏俄大使，要求苏俄做出解释。

　　苏俄自然全盘否定，不过抗日联合政府也不客气，直接提出取消驻迪化的总领事馆，同时共产党愿意给在中国其他地方新开一个领事馆，当然按照对等原则，中国也需要在苏俄开设同等数量的领事馆。

　　至于经济合作问题，还是重新谈判的好，我们还是非常愿意和苏俄合作的，只是新疆现在比较乱，等到新疆完全稳定了，再谈也不迟。

　　共产党与盛世才刚刚打了一仗，苏俄虽然怀疑此事是共产党的手笔，但并没有证据，没办法和共产党过不去，而且被自己的狗咬了一口，实在丢人，也知道共产党进入新疆后，苏俄的势力不得不撤退。

　　无奈之下，苏俄只得同意了共产党的要求，主动撤出迪化总领事馆，把新的领事馆放在了武汉，而解放军顺利的进入迪化，除第一军向西拓展控制塔城、阿勒泰以外，其余各部立刻开始了过冬的相关准备，先把土地开出来，有些事并不需要那么着急，不是吗？

　　而日暮途穷的盛世才跑到伊犁后，似乎已经发了疯，对哈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到处烧杀掳掠，伊犁河谷大乱，无数哈族群众奋起反抗，但在盛世才的苏制武器面前，自然不是对手，很多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到了苏俄……

　　此时此刻，苏俄也不方便出兵干预，只能捏着鼻子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闻讯之后，沉默了一会，就下令苏俄内务部安排那些靠拢苏俄的哈族人撤离，被盛世才反咬一口后，苏俄外交上已然相当被动，还是退一步的好。

　　就在中苏两国围绕着新疆明争暗斗的同时，武汉，蒋百里闲来无事，和刚刚回到武汉的著名战地记者曹聚仁在咖啡厅聊天，提到了这段时间在山东等地的种种见闻。

　　蒋百里一边听着，一边有些悠闲的喝着咖啡，闲暇之余，蒋百里买了一份报纸看来起来，看了一会之后，他放下报纸笑着说道，“日本人呀，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

　　曹聚仁对蒋百里的军事眼光十分佩服，五年前的1932年2月1日，同样是喝咖啡，在聊起如今时局的时候，蒋百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在看到“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的消息后，就对曹聚仁说“六天后，日军就会派一个师团来上海”。

　　曹聚仁当时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只当是好友之间的唠话，但是在7日上午，日军的第九师团真的就开进了上海，这让曹聚仁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后来，曹聚仁才知道，蒋百里是个日本通，他之前在日本留学，所以对日本军方的行动模式非常的了解，虽然是一则很简短的新闻，但是他却闻到了异样的消息。

　　至于时间为何判断的如此之准，主要也是蒋百里根据长崎到上海的里程数，以及日本运输能力和后勤补给的体量从而做出的预判。

　　今天听蒋百里这么一说，曹聚仁立刻两眼放光，追着蒋百里询问，是不是南京就要光复了，蒋百里哈哈大笑，“不可说，不可说呀！”

　　曹聚仁也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可能关系机密，他低声说道，“蒋公，太原那边，不知是否知晓？”

　　蒋百里笑着说道，“聚仁，太原那位，虽然年轻，但聪睿过人，果决狠辣，手下人才济济，我能想到的，他们同样可以想到，不仅能够想得到，还会延伸，你看着，不久又会有一场大胜！”

　　曹聚仁微微沉默良许，这才说道，“国家有现在的局面，太原那位确实功不可没，聪睿过人，远超过往百年诸多人杰也不假！但明明可为圣君，却如此果决狠辣，大伤士心，太过，太过了！”

　　“乱世当用重典！”

　　“虽然我也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但有必要对孔氏抄家灭门吗？有必要连先生都叫去问话吗？听说他们连鲁迅先生都不放过！”

　　“老夫平生所思所想，共产党皆在践行，也不枉此生了！”微微顿了顿，蒋百里有些感慨地说道，“只要国家有望，何必计较一时得失！”

　　“蒋公高洁，就怕小人作祟！”

　　“国战当头，我等必须团结一心，有些事即便知道过了，也只能隐忍！”说到这里，蒋百里深吸了一口气，“再说了，谷百生也说过，现在是革命阶段，当破字当头；若天下太平，自当立字当头……”

　　“就怕破成了习惯，想再立，也立不起来了！”

　　“就算一时间立不起来，该破还是得破，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特权不该取消吗？日本在华势力不该清理吗？各种封建余毒不该严厉打击吗？这些事不做是不行的！

　　谷百生是大有为之君，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即便有一些矫枉过正，即便有一些求治过猛，也是不得不为！

　　聚仁，你没有当过政，有些事你是不明白的！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共产党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一一分辨！他们只能矫枉过正，先把人抓起来，然后再慢慢分辨，他们这么做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不少冤案，也肯定有不少冤死鬼，但如果让汉奸和日本间谍搞起了破坏，死的人只会多，不会少，两害相较取其轻，没办法的！

　　再说了，十年前蒋介石搞清党，把共产党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蒋介石把事情做绝了，就怨不得共产党报复！更何况，共产党更多的只是发配劳改，并没有大肆屠戮，你还要他们怎么样？

　　还有一点，你说错了，孔德成还活着，共产党并没有灭孔家的门，至于在哪里，为了他不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我不能说！

　　至于我和鲁迅先生被问话，一点都不奇怪，我有一个日本妻子，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的身份很复杂，既是日本进步人士，又和日本特高课有联系，不问一问能行吗？”

　　曹聚仁默然，过了一会，他才喃喃的问道，“真得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也许有，但谁也不知道！现在是国战，两个民族的生死搏杀，要是中国失败了，我们多少代人都要做亡国奴，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日本人活体解剖的马路大！

　　战争都打到这个程度了，哪有什么温情脉脉可讲，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理想主义过了头，根本不知道世界的残酷！

　　聚仁，你去过前线，出过生，入过死，本来应该知道这些的！唉，连你都这样，也实在怨不得谷百生要矫枉过正，要是还跟过去一样乱哄哄的，就算暂时胜利了，也不能长久！”

　　曹聚仁出名很早，二十多岁就在上海文坛闯出了名头，去年淞沪战役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

　　他先后住在国民党军区的最前沿，亲眼目睹了国军在上海抗战的整个过程，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不过随着国民党的迅速崩溃，曹聚仁也来到了武汉。

　　等到解放军和日军全面开战后，名气很大的曹聚仁被一些报社邀请，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华北前线，他去过察北，也去过玉田，先后报道了察北大捷、玉田大捷，影响很大。

　　在前线走访期间，曹聚仁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在描写了众多质朴勇敢的解放军战士的同时，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多位高级将领。

　　在察北，曹聚仁见到了性格无比刚毅的“军神”刘伯承，性格豪爽的徐达三，如同白面书生、沉默寡言、一字千金的林彪。

　　而在华北前线，曹聚仁同样见到了普通如老农一般的副总司令朱德，性格火爆、直截了当，从不转弯抹角，爱兵如子，平易朴实的志愿军名将彭德怀，还有出身西北军，却起义投奔共产党，高大魁梧，威风凛凛的董振堂。

　　甚至于曹聚仁还间接得写到了那个让国人十分钦服，却又十分看不透，显得比较神秘的谷书记、谷总理，他喜欢与战士拼刺刀的爱好，已经到了举国皆知的地步。

　　但是回到武汉后不久，曹聚仁却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党，他们同样有着不少黑暗，甚至于有些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忍受的地步。

　　曹聚仁曾经被胡适称为妄人，他也对复古读经那一套更是不屑一顾，可见他思想很开明，他本质属于自由知识分子，虽然他也知道共产党现在做得种种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很有必要，但他就是不能接受共产党太过粗暴的做法。

　　共产党这一轮对大学的调整，乃至于对各个报刊、杂志、出版社的整理，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文理布局的大调整以外，同时也对对教授收入以及各种稿费稿酬进行了大调整。

　　有了党委书记后，大学教授自治没有了，名校长也没有了，大学自由发展的生态被完全破坏，无数文史类专业被取消、被合并，很多教授有的被抓，有的被赶到中小学教授国文，即便是留在大学的教授收入明显下降，不是一点点下降，而是直线下降。

　　共产党那一套知识分子认证办法被全面执行，文史类教授傲气的很，没几个参加考试，一个个被定位为小知识分子，基础待遇只有原来的零头，以前一个人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悠闲自得的生活，现在对不住，必须变卖家当，夫人要出来工作了……

　　很多人一怒之下辞职，共产党根本无所谓，好走好散，同时把相应的专业合并，学生合并，总有人愿意的，想着一思想的，可不仅仅是共产党，有这样想法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

　　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社会地位事实上也直线下降，共产党的态度是改造教育，团结利用，一些教授在学校工作中遭鄙视和嘲讽，青年教师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

　　教授们大都灰头土脸，生存有一种异样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纳，入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式的奢望，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

　　相比较而言，理工农医类教授待遇虽然降低，但被定位为不同等级的专家，社会地位直线上升，就算有学校党委什么不对付，根据他们的专家级别，他们可以直接给共产党高层，乃至于最高层上书，而一旦上书，往往会立刻得到回复。

　　共产党的高层回复，未必能够让这些理工类教授满意，但一般来说，只要他们闹腾了，学校党委都要做一些让步，谁也不愿意被告到第一书记那里，不是吗？

　　除了政治地位提升以外，这一类教授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课题，大量经费被他们支配使用，虽然有一定的监管，但研发的事情懂得人并不多，只要能够按时完成工作，不仅仅经费增加，还会获得各种奖章，很多人的日子比抗战前要舒服得多。

　　两类教授天壤之别，自然也引导了大学生的选择，很多文史类大学生中途辍学，直接转到理工类，甚至于已经毕业的，重新申请从理工类一年级重新学起……

　　在大学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同时，各文化单位比如报纸、出版社等，也有很大的变化，共产党以防范消极抗日言论为理由，进驻各报纸、出版社，进行管制。

　　虽然共产党还继续执行版税制，但按照战时管理制度，版税率直接降低了10%，只有5%-10%，远不如抗战前的15%-20%。

　　原因很简单，每一本书出版后，国家固定要征收10%作为战时特别税收，说白了，就是国家明抢作家的钱。

　　除限定版税率以外，还需要扣除作家的个人所得税，作家、记者作为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一般都会到最顶档60%。

　　这样一算，顶尖作家如鲁迅，抗战前他可以拿到版税的20%，而现在他只有4%，收入锐减了80%，而普通作家，那就更惨了，抗战前他们可以拿到版税的15%，而现在只有2%，连以前的零头都没有。

　　共产党把吹捧过蒋介石的作家关起来劳改，很多人没有说话，毕竟共产党得了天下，但是把版税收入定得如此之低，还征收如此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搞得大家生活都成问题，简直忍无可忍。

　　这段时间，武汉乃至全国各个城市闹腾得很厉害，但共产党宣传部严厉监控，文章根本登不上去，不过文人的办法还是有的。

　　偷偷发传单，贴墙报，甚至于放到沦陷区发表者有之，鼓动学生闹事者有之，不过共产党的手段非常狠，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劳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

　　同时，共产党又以日本频繁轰炸袭击为名，进行了大疏散，很多大学专业被放到地方小县城或者乡镇，大学老师自然要跟着去，想闹腾也闹腾不起来了，听说很多人想再回到大城市，都会很困难……

　　看到了这些之后，曹聚仁自然有很多感触，确实，过往的恶浊政治需要打击，但共产党的做法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随便找个理由，抓人抄家，甚至捅刺刀处死，对学术、对文化界的严格干预，连一篇反对的文章都以战事管理条例为由，写不出来，收入待遇地位又跌成那样，甚至比国民党还要暴虐，哪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

　　但今天听到蒋百里的说法，曹聚仁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难道他想错了，不应该呀！欧美能有今天的发达，不就是民主自由的功劳吗？肯定的，只是共产党走错了路！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作为一位拥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人，曹聚仁又实在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毕竟共产党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前线那些质朴的战士，还有共产党那些高级将领，都是那么出色。

　　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想来想去，他起了离开武汉的心思，不过曹聚仁想走却不那么容易，他很快遇到了一连串现实问题，虽然现在处于解放初期，但解放区出入境的监管远不是国民党时期可以比拟的，管理已经加强了许多。

　　从沦陷区进入到解放区的群众，首先要登记各种情况，并接受质询，有解放区两位以上亲属佐证，方能顺利投奔亲属，重新安置。

　　一旦没办法证明自己，就会被列入待核实名单，作为战时管制措施的一部分，这部分群众往往会被运到西北地区参加屯垦，并接受进一步核查。

　　对于这一点，虽然有不少人抱怨，但战争期间，防范间谍破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即便是沦陷区人民也无话可说。

　　而随着一火车一火车沦陷区人民被安排到西北，原来因为各种灾荒人口大幅度下降的西北得到了不少的补充。

　　进入解放区尚且如此严格，离开解放区，前往沦陷区甚至于国外，自然要仔细查一查，曹聚仁总不能说他对共产党不满，他找了一个理由，听说老师蔡元培病了，想前往香港看望。

　　作为一个名人，加上理由又是看望蔡元培先生，公安局也没有难为他，很快给予了批准，不过曹聚仁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向他这样出去，一般来说，可以兑换一些外币，不过共产党对个人换汇有严格限制，他能够兑换的外币很少。

　　抗日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严格的外汇和贵重金属管制措施，而共产党的人民币不可能在国外通用，甚至于戒指、手链等金银首饰也很难带出去，必须得到公安部签发的证件，备注非常清楚才能出去。

　　作为大地主的后人，又是著名作家，家底丰厚的曹聚仁从来不需要为钱考虑，但按照法律，他拥有的大部分金银，都已经被兑换成人民币。

　　这段时间，抗日联合政府新一轮金银兑换办法出炉，公开表示加大金银兑换，是为了加快各项建设，早日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鼓励金银首饰的兑换，还提高了兑换价格，同时办法中还鼓励举报，并予以一定奖励时，各种兑换变得更快迅速。

　　人民币的币值相对稳定，兑换就兑换吧，大家也能够接受，但金银首饰要求兑换，包括曹聚仁夫人在内的很多人意见不小，毕竟首饰往往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曹聚仁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二话不说，直接兑换，同样不在意金钱的他也捐赠了一大半；当然了，曹聚仁这样的并不多，大部分人心里十分不舍，但又害怕被人举报，不得不得兑换……

　　所以此时此刻的曹聚仁想去香港容易，他到了香港总需要吃喝、买房子吧，可光光有人民币行不行，他又不知道。

　　曹聚仁还有一件心事，他和原配妻子离婚，就财产分配达成了协议，需要把老家的田地以及稿费收入的一部分提供给她，现在收入大跌，加之共产党搞土改，一向长情的曹聚仁也不是很放心。

　　考虑来，考虑去，曹聚仁准备回老家浦江一趟，同时给蔡元培先生发了一份电报。此时北大永远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很不好，看到曹聚仁的电报后，他闭着眼睛，沉默不语，眼泪缓缓的流了出来，“恨不早死！恨不早死呀！”

　　作为封建开明地主知识分子中最卓越的代表，蔡元培早期虽然是著名的革命派，也支持过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多是传统的第二国际式的工人运动，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

　　但到了四一二时期，蔡元培十分果断的参与了清党，做主杀害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还把自己的好学生柳亚子放在了清党的名单之后，据说柳亚子后来闻讯后，无比的震惊……

　　这事实上一点都不奇怪，大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农会，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推翻地主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的政权和武装，这个过程中，必然和江浙地区的地主文人阶级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作为江浙地主文人阶级的领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蔡元培必然不能接受，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一点都不奇怪，而这种激烈的冲突又充满了戏剧性。

　　十年前是国民党和各种反动势力追着共产党屠杀，而十年后，在血和火的考验中，重新崛起的共产党，在年轻的领袖谷雨领导下，以批蒋批孔、反帝反封建为理由，还以颜色，以铁腕手段，闪电般的消灭和劳改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反动分子，其中自然就有无数江浙地主文人，传统知识分子。

　　这就是革命，十分残酷，但十分有必要的革命，蔡元培那些传统知识分子式的主张，在教育等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全面落后于工业化，所以他先是保护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后又积极参与四一二，而到了九一八之后，他则被愤怒的学生拖着赶出了门外！

　　时至今日，他更是被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冷酷无情的激烈冲突所震撼，以至于落泪，恨不得早死！这一连串立场的不断变化只是反映了他个人在时代局限性之下的全面落后……

　　就在蔡元培先生伤心落泪时，同样在港岛，曾经与中国近代史上无数大事都有关系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正在写一篇评论，评论共产党这段时期的种种作为以及他们的总理谷雨。

　　端纳有这个资格，1912年他起草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的政府政策、法令，并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发；

　　1915年，他最先将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捅到《泰晤士报》发表，从而引起举国抗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此意识到中日一战不可避免；

　　而到了蒋介石时期，端纳更为蒋宋政权制定了一整套改革计划，包括统一币制，禁绝鸦片，建立中央银行，规范税制，对中国政府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做了一些小事，比如力请德国医生米勒为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又比如采访刚刚初出茅庐的谷雨，让全世界第一次认识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

　　端纳很有意思，开头进行了一番列举，显示共产党似乎得罪了世界主要列强，他们“侵入”缅甸，炮轰英国军舰，毫不留情的没收大英帝国在华资产，控制海关，驱逐了所有英国关税司官员；

　　攻入天津租界，驱逐列强驻军，禁止不承认抗日联合政府的他国外交人员活动，拒绝偿付所有外债，单方面取消所有条约，把美国、法国、意大利等等国家全部得罪了一遍；

　　刚刚与苏俄建交，就退出共产国际，并要求苏俄退出外蒙，得罪了唯一的盟友；与日本的全面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什么时候结束谁也不知道，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他们准备打十代人，为得就是把日本人打回原形，退回到四个小岛。

　　除了与日本人长达六年的不断冲突和战争，他们还不断屠戮和关押亲日分子，禁止一切对日贸易，甚至于杀害了疑似发表亲日言论的中国圣人孔氏家族。

　　同时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对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等进行了一番十分激进的改革，并毫不留情的诛杀和关押反对者，没收反对者的家产……

　　似乎当今世界，除了承认他们的纳粹德国以外，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朋友，甚至对纳粹德国，共产党中国的大使一上任就给犹太人发前往中国的签证，只要愿意前往中国，有多少发多少，搞得德国人十分愤怒。

　　看起来他们举世为敌，他们的领导人谷雨甚至赢得了“远东狂人”的称谓，但如果外界沉下心看一看共产党中国的外贸，就会发现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共产党中国有着大量的苏俄或者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在共产党中国的政府、企业、大学、军队任职或者担任顾问；

　　他们通过与苏俄的合作，极大的提升了军工生产能力，还达成了八十个基础工业项目的合作，作为交换，共产党中国将大量的中国战争物资出售给苏俄。

　　他们将没收来的大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出售给美国，从美国购买一个又一个因为经济危机破产的工厂，整体拆迁回中国，他们甚至还和美国合资铁路、矿山、卡车厂……

　　更奇葩的是，大英帝国开放了缅甸、香港，法兰西开放了越南、广州湾租借地让他们进口，现在他们又拿出了一个四亿美元的新订单，向全世界招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都非常感兴趣……

　　他们在政治上几乎举世为敌的同时，又在贸易上与全世界有着大量的合作，如此光怪陆离，仅仅是大萧条世界各国都需要市场的缘故吗？

　　端纳给出了答案，不是，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什么新义和团，他们一点都不封闭，领导层很多都有出国的经历，第一书记谷雨更是在苏俄留学了三年之久。

　　他们有着极其优秀的国际视野，他们充分洞察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矛盾，通过一系列出色的外交活动，为中国谋取最大的利益。

　　他们利用美英的霸权之争，“侵入”缅甸，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既严厉打击了大英帝国的威严，又树立了共产党军队勇猛善战的形象，还在缅甸攫取了不少利益，同时开辟了一条印度洋进口通道……

　　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也是他们的筹码，他们威胁英法美日本人要南下，他们同样威胁苏俄日本人要北上，所以他们同时得罪了美苏英法，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打击，四大强国都需要他牵制住日本人。

　　虽然共产党中国没有得到美英法的承认，但这对他们却有有利，他们不需要背负近代中国的任何耻辱，还成功得赖掉了所有的外债，甚至于原有的庚款留学生还能不断派出……

　　写到这里，端纳饶有趣味的将谷雨和欧洲的希特勒放在一起做了一些比较，两个人都被人称作疯子、狂人，但种种内外动作竟然竟然的相似。

　　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夺回被其他列强攫取的国家主权和财富，共产党中国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与日本的战争打得极为残酷；

　　他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整合国内民众，打击异己分子，并没收异己分子的财产，致力于不断发展军事相关行业；

　　甚至于他们领导的政党看起来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反对英美资本主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纳粹打着复兴德国的口号，而共产党则叫喊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差距也很大，纳粹提倡种族优先论，反对共产主义，而共产党虽然退出了共产国际，但他们一直对外宣称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而且他们的内政确实在不断学习苏俄，但又有自己的特色。

　　当然还有一点，他们都成功的为所在国攫取了巨大的国内外利益，德国已经冲破了凡尔赛体系，夺回了莱茵非军事区，还实质控制了奥地利；

　　而共产党中国则在一连串战争之后，夺回了大部分被掠夺的国家利益，收复了缅北被占领土，只要在对日战争中获得胜利，他们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做完了这个比较之后，端纳诉说了他访问共产党根据地，告诉世人，共产党中国正在想法设法把四五亿中国人整合起来，把政权延伸到乡村，不断开展军国民教育，数以千万计的成年男子都进行了军事训练。

　　同时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普及现代科学和医疗，并建立了无数大小学校，不断提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地位。

　　他们建立了高关税壁垒，致力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建立统一了国内大市场，并统一税收、税率，同时建立了拥有独立发钞权的中央银行，并根据政府掌握的物资发行货币，虽然物资本位制非常特别，但他们出色的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即便是战争期间，粮食价格也相当稳定。

　　他们还用没收的无数金银，利用大萧条的机会，从西方和苏俄购入了无数工厂和矿山设备，建立起了一个个矿山，钢铁厂、军工厂和化工厂，他们已经有能力自产包括大口径火炮在内的各种武器，他们还在摸索仿制飞机，接下来也许还有船只和坦克……

　　他们生产的武器并不先进，基本上是一战和战后二十年代西方各国武器的仿制品，质量据说也很一般，但凭借这些武器，他们建立起了一只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陆军，数量惊人，高达两百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他们的工业虽然数量很少，还相当落后，但他们却研发了很符合他们需要的火箭炮和火箭筒，虽然简陋，但威力巨大；在医药工业上，他们也很有创造力，连续推出了多款出色的药物，很显然他们有着不错的创造力和研发能力。

　　写到这里，端纳十分感慨的写道，从几个被围攻的小根据地到控制大部分中国，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工业，共产党仅仅只用了六年，难以想象十年后，三十年后，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发展……

　　写到这里，端纳给出了结论，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着理想和信念，目标明晰，手段犀利，组织严密的现代政党。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加速由一个古老文明向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他们目前做得非常成功，成功得让人难以置信，似乎那个曾经独霸整个东亚大陆的帝国又一次复生……

　　最后端纳引用了已经作古的总税务司赫德的几段话，“……但是他们之中有的是勇敢的人，而这些人的数目还要增加。……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

　　“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

　　“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而在作为这篇发表在泰晤士报的评论的结语，他写到现在仅仅是公元1937年，但已经大大不同于1900年，同时他引用了谷雨的誓言，“十年之内在东京阅兵”。

　　端纳评价，曾经有无数人耻笑中国人的狂妄，但在这个注定要大变革的时代，似乎什么都有可能！如果这一天真正出现的时候，西方将不得不接受远东的翻天覆地……

　　写完了最后一句，端纳默默凝视着桌子上的稿件，又站起身四处看了看，也许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告辞这里，熟悉中国的他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中国共产党的前进，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