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中国还是战时计划经济，但与苏俄的差异已经比较大，虽然同样很重视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对计划完成的怎么样，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但根本达不到苏俄计划就是法律的地步。

　　这也是有现实原因的，要制定好计划，首先搞清楚家底，国家要了解主要产品的产需情况，但共产党政权一开始管理能力非常有限，甚至是薄弱。

　　以一四计划为例，当时中央政府需要掌握的三百个产品中，产需情况真正被了解的只有几十种，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各地很快就发现计划有错，要求修改，修改又要经过当时的工建委计划局，后来的计划和发展总局批准。

　　当时十分混乱，有些部门和地区，一年到头，都在修改当年的计划，所以有些就笑话，当时的工建委计划局，后来的计划和发展总局是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定指标。

　　这边一四计划还没有完成，工建委又要开始15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四年计划草案的指定，所以看到一四计划的混乱之后，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中国根本学不来苏俄模式，实在太复杂了，八十个项目和三百个产品都搞不定，未来几千个，几万个怎么玩。

　　到了二四计划时，就开始尝试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调整对企业的监管，从控制转为调控，国家制定指导性计划。

　　哪个企业你要干什么，干多少，国家给你一个指标，接下来怎么干是企业的事情，你只要完成指标就可以。

　　超额完成指标，会有相应的奖励;完成不了也要有解释，客观原因可以接受，但能完成，却完成不了就要被处罚。

　　这样倒是省了不少事，现有的企业不用管了，国家只需要把重点发展营建的企业上，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战时情况下，每个企业都想超额完成指标，就形成了对各种物资的争抢，供销总社立刻成了香馍馍。

　　一旦成了香馍馍，问题就出现了，供销总社就开始乱来,给谁不是谁，你说重要并不重要，我说重要才重要，为了保证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国家必须加强物资控制。

　　中央物税委员会成立初衷就基于此，加强物资管理和税收征管，为了让中央知道手里有多少家底，按照谷雨的制度设想，中央物税委员会并没有物资的调配权，说白了，就是一个收税的打手和管理家业的账房。

　　税务想法设法收钱，同时监管好从供销总社和地方收上来的大大小小仓库，减少腐败，然后把账本报告给中央就可以了，至于钱怎么花，仓库里面的物资进口怎么经营，中央物税委员会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权力。

　　而财经委和工建委不同，这两个部门权力极大，负责制定预算，分配预算，购买储备物资，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国有企业等等。

　　工建委各管理局负责行业监管，制定计划，并进行项目评估，一般项目报告给工建委计划和发展总局审核后即可执行，重大项目需要由财经委和工建委联席会议决定，特大项目则需要上报书记处。

　　一旦项目得到批准，由财经委通过银行拨付，放在指定账户，由国家拨付的资金，一般用于企业主体建设，企业得到通知后，拿着批文取钱，然后去物税仓库购买。

　　地方政府也需要做一些配套，由地方财经委拨款，地方工建委负责建设，其物资自然也可以去物税仓库购买，不过优先级要次一些，毕竟战时情况下，生产优先，后勤配套不着急，为了解决问题，国家会鼓励地方发展五小企业，靠土办法解决问题。

　　而中央工建委各个管理局也要负责具体项目协调，这样一来，任何一家工厂建成不仅仅有中央的钱，也有地方的钱﹐按照投入占比，拥有不等的股份，未来也享有不同的分红。

　　而具体企业监管上，一四计划项目少，只有财经委下属的国资局;而到了二四计划项目慢慢多了起来，自然就设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资局;未来随着市县经济的发展，也会成立市县国资局，各有各的家底。

　　管理方式都是一样的，企业具体经营管理是企业的事情﹐国家不会干预，国资局派出党委书记，负责党务和财务监管，工建委人事局负责提供厂长或者总经理，而总工会则提供工会主席，形成了三头管理体制。

　　后来地方国资委成立后，地方也要派人，不过只是副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代表各方利益的领导班子，虽然磨合上有些麻烦，但条块利益，央地利益都有，大家都满意。

　　当然了,有些完全是国家出资，战略意义重大的项目，都会成立相应的集团，比如中核、中航、中航发、中化、中石油等等，各条块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做的仅仅是无条件配合﹐这一块的协调更是直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央专委负责。

　　这一套管理模式，充满了互相监控和制衡，但问题是任何一个部门天然就有扩张权力的想法，中央物税委员会自然不例外。

　　税收被独立出来，还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抽调出一些人监管大小仓库，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物税委员会不断扩张权力，迅速干预起供销总社的仓库管理。

　　五万吨钢材库存，某某省后勤工程需要，某某已建成企业需要，某某在建项目需要，都有批准的条子，都有银行拨款，给谁不给谁，每家给多少，在这个物资紧缺的年代，物税部门有着很大的发言权。

　　是是是，这个项目重要，供销总社批准了，但我审核的就是不批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打回去重新改，我满意了才行。

　　财经委和工建委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反正你也管不到我，我有上级领导单位，一直垂直到中央，我凭什么要听财经委的，做梦去吧……

　　而税收征管则是老问题了，理论上说税务局收到钱，并无资格用钱，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税务局收上来那么多钱，解决一些后勤问题，制度允许下发放一些福利总可以吧!这里面的办法多得很，要不然税务部门也不会在任何时代都是肥差!

　　偏偏一五计划规模又空前巨大，赤字非常严重，各种物资的争抢更加厉害，物税部门立刻就出了风头，这下子就惹毛了财经委和工建委，你一个收税的打手、管理家业的账房，竟然虎口拔牙，实质性的影响物资调配、资金调配，你还反了天!

　　廖德华是财经系统的一把手，他站得角度不同，看法也不同，他非常清楚供销总社一家独大，长期以外，必然会出问题，谷雨加入物税部门的监管，二者平衡后，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总体还是实现了中央的意图。

　　物税委和供销总社互相牵制之下，供销总社乱来的概率小了不少，还间接掌握了无数地方物资，中央的控制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虽然付出了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总体得大于失，还是赚的。

　　但税收和财政天然紧密相连，税收政策也是财经政策的关键一环，物税委主任也是同级财经委的副主任，也说明了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中央物税委独立之后，独立性大大加强，也开始向政策伸手，试探着成立一个税收研究所，以研究各国的税收政策为名不断发出种种声音，这引起了廖德华极大的关注，很明显物税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名义上刘少奇应该属于财经系统的重要一员，但实际上刘少奇资历很深，廖德华对他并无太大影响力，遇事要商量着来，廖德华自然很不舒服，甚至于连物税委的人事安排也慢慢干预不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短短时间，刘少奇就做到了这一步，可见他出色的能力，这也让廖德华有些担心，这样有能力的人物，还是去别的部门折腾比较好，总不能一个部门的创建者，还长期坐镇那个部门，让他有能力搞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吗?

　　而随着彭真出事，与他关系密切的柯庆施冲击中央书记的希望已经很渺茫，目前刘少奇的机会非常大，这也引起了廖德华的担心，刘少奇同志进入中央后，他手里总要有一块东西吧，会不会也要从财经委拿一块，怎么看怎么像呀!

　　每当想起这些，廖德华同志就恨不得八大不调整，直接让饶漱石和李强转正，然后再让郑植槐离开，书记处改成七人，原来的分工不变，也就没有现在的破事。

　　但没办法，几位书记都对饶漱石的跋扈忍无可忍，都想引来一个人和饶漱石分权，可没想到现在一个个蠢蠢欲动，搞得人相当心烦，而且引来一个人之后，会引起中央分工的巨变。

　　而对于党政高层而言，他们想发挥作用，关键是分工，谁都想从别人手里切一块，但又不愿意被人拿走一块，饶漱石担心，廖德华同志也担心，这是权力的本能……

　　考虑了一会，廖德华同志晃晃脑袋，不再考虑这些，谷书记开杀戒也好，刘少奇同志上位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此时他最头疼的还是由一五计划引起的财政问题。

　　一五计划的摊子太大了，超过了中国的国力，裁减一部分项目是没错，但税收上也要加强，偏偏谷雨这个舍不得，那个不放心，这样下去岂不是变成了夹生饭?

　　这样下去不行呀，或许也只能支持李准的方案，必须有所取舍了，就算饮鸩止渴，付出一些代价，也要完成一五计划，说到底也就是坚持个两三年……

　　廖德华同志慢慢下定了决心，而此时同样下定决心的还有任弼时，既然谷书记连彭真都献祭了，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必须乘着身体还能支撑，把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完，这样他也好放手离开了!

　　任弼时同志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然也不奇怪，此时情况的恶劣，出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比如重点部门铁道部，贪污就不用说了，主要问题在于渎职，运输局计划不周密，浪费高达几百万，材料处积压，造成的不合格材料以及各种运费浪费高达两百多万。

　　比如商业部报告，在京直属机关以及东北、华东、中南三区各省市贸易部门和北京、天津、上海工商局的汇报估计，贪污人数可能占到全体职工的三成到五成，其中严重贪污(胜利币三千元以上的）可能为总人数的千分之四到五……

　　又比如公安部报告，过去两年发生过好几起卷款潜逃事件，除总务部门贪腐以外，某些业务部门特别是有权使用特支费和有职业掩护的侦察据点的部门，通过贪污或者报假账·改条子、冒领、冒报和其他变相贪污，均有发现。

　　已经发现有公安部门的处级领导干部贪污没收犯人的大衣、手表、钢笔，擅自处理私分财物，搞小金库等等。

　　而军队各个军区普遍存在大建楼堂馆所、花园洋楼，各种浪费高达两亿多元，其资金很多都来自于各部队的小金库﹐同时干部私人挥霍的众多。

　　庸俗的送礼请客比比皆是，购买派克笔、手表、照相机买了又换，换了又买，出去考察，往往大车小车几十人，车辆七八部，连厨子、冰淇淋机、西瓜，甚至于连打麻将的麻将桌都带上了……

　　而银行系统同样也比较夸张，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考察,河南省分行动用了五万多元作为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有各种高档烟酒，还有苹果、香蕉、梨、糖、瓜子等等……

　　各种贪腐现象中有一个几乎是一致的特征，那就是各行

　　各业不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在想法设法揭小击厍。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客观原因，战争期间中央想尽办法收

　　敛财源，党政军各部门、各单位手里资金物资不足，日子非常难过，中央要求各单位自己搞生产，自给自足。

　　这样的习惯到了战争结束后，也没有多少改变，每个部

　　门都有为本单位谋福利的生产经营部门和可以自行支配不用上交财政的小金库。

　　各单位领导人凡是头脑灵活或热衷于赚钱谋利的，无不

　　想尽办法设法组织成立和发展本单位的生产经营事业，很多地方的所谓合作企业甚至是这些生产经营单位的马甲……

　　以江南省为例，全省市县乡厅处都有这样那样的小金库，大的几十万，小的几千几万，总共小金库总数估计起来有一亿多，这些小金库一般用于投资轻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贴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

　　但同时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于少数干部身上，也占有很大的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黑市商业投机有联系﹐也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而发展速度最快的山西省也报告，全省90多个县，光是打埋伏、损大公肥小公，挪用公款公粮经营机关生产，取得的收入就高达1.5亿多元。

　　很多地方所谓的合作企业，往往由地方挪用公款成立，所获利润也是内部消化，各种开支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贪污。

　　为了追逐利润，在他们经营的矿山、木工厂中，这些合作企业各种手段用尽，延长工时、克扣工资、礼拜天不发工资等等，有的做法比资本家还要狠辣许多倍。

　　事实上很多贪腐分子，他们通过种种手段获得的资金绝大部分是用来办理小金库，个人挥霍很有限，而且多半还用在上级领导送礼，并没有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所以被抓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并不认为自己犯了罪……

　　现在任弼时同志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小金库的钱收上来，他算过一笔账，富裕的江南省估计小金库有几个亿，那么全国算起来，就算没有十个江南省，也有七八个江南省，这些资金加起来二十亿是有希望的，这会有效的弥补国家严重的赤字。

　　一旦拿走了这么多钱，本来相当嚣张的黑市也必然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同样有利于扭转目前严重的黑市交易，方便国家对物价的控制!

　　而要想做好这项工作，中央监委必然会把各个部门给得罪得不轻，但到了这一步，任弼时已经毫不在意了，不仅仅他如此，几位监委副书记同样如此，他们这段时间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

　　而随着中央对彭真处理意见的逐渐公开，从中央条条到地方块块压力越来越大，在谷雨冷冰冰的眼神和强有力的推动下，在中央监委严厉的督促和时间表之下，三反运动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巨浪!

　　从中央到地方，再到边疆，一直到各个海外省，看到和听到了这样那样的消息，徐达三得意的说道，“还是老子和林彪聪明，早早躲到了海外，现在既有仗打，又有钱赚，何乐而不为!”

　　说完，徐达三擦了擦额头上汗珠子，“他奶奶的，就是有一点不好，实在不热了，大冬天了，还这么热真是见鬼了! ”

　　就在徐达三抱怨之际，一个秘书兴高采烈的跑了起来，“徐总，徐总，好消息，我军攻占了日惹，消灭了印尼法西斯武装，活捉了伪总统……”

　　“什么活捉，明明是击毙了伪总统!

　　“是，徐总，我立刻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