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方向的战火停歇,谷雨自然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每年的年底自然是各种总结的时候,不过今年因为南方大水,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
别的不说,光光武汉被围了三个月,对生产的影响,以及京广铁路停运一百多天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了就是数以亿计,而在大灾之后,还要重修水利、赈济灾民
,这又是很大一笔钱。
幸好此时的人工不值钱,可以大举动
员群众,而经过连续的工业建设,中国的家底厚了很多,水灾刚刚结束,中央就下令从各地抽调工程机械和载重卡车用于水利建设,各个工程机械厂、汽车厂也加班加点生产,其原材料优先保证。
由于洪涝灾害造成经济滑坡,湖北、江苏、湖南、安徽和福建均出现经济负增长,尤其湖北由于发生历史罕见大洪水,经济暴跌, GNP 增速竟为﹣16.8%。
这一反一覆下来,再加上此时已经是二五计划的尾声,经济增长率自然不可能如前几年那么高,而此时的工业水平毕竟还比较低,农业产值占比还比较大,所以
1954年的经济增长率竟然只有可怜巴巴的
5.3%。
虽然有大天灾影响,但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年底开会的时候,上上下下脸色都非常难看,考虑到迅速增加的人口,这么点经济增长是绝对不够的。
就在中央总结这一年的种种经验教训之际,天灾又来了,1954年冬天极端寒冷,暴雪连连,淮河流域最低气温曾降到﹣1
8~-21°℃,长江中下游一带降到﹣10~-15℃
,多地最低气温创下历史新纪录。
到了十二月底,连湖北、湖南这样平日里都不需要考虑雪灾的地方竟然出现了罕见的大雪灾,12小时内,湖南气温从摄氏20度降到零下8度,一夜之间,洞庭湖水面封冻,冰层厚达两尺,从岳阳楼这里的湖面,可以一直走到君山。(
而长江除干流外的江河湖泊全部封冻
,淮河干支流全部结冰,如此暴雪严寒,群众只能捂在被子里不敢出门,而洞庭湖湖面上到处都是被冻住了的鸟,直接捡回
来就可以吃了。
严寒的天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光湖南沅陵一地,一天时间就冻死耕牛5100头,此时这甚至都是小事,更麻烦的是,湖南全境的水路、陆路交通全面中断。
此时湖区形势最显紧迫,上千艘各类船只一夜间被冰在湖上,人员无法撤出,这都还算是小的,更严重的是,这会洞庭湖大堤正在修建着呢。
在1954年夏天的特大洪水过后,洞庭湖区的堤院几乎全线损毁,为了抢修堤防,从10月开始,洞庭湖各地区都组织了大批人员上堤施工。
由于冰冻急骤剧烈,短短一天时间湖
区就形成冻土,土里长出罕见冰笋,土冻起来有两尺厚,用羊角镐、锄头敲都撬不
动,修堤施工进度不得不停顿下来。0
更麻烦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冰冻,把这些群众围困在了湖岸上,根据统计,当时在大堤上前后总共有近83万人。
交通瞬间断绝,使得堤上人员不得不在露天状况下抵御严寒,而很多群众此时为了施工方便只穿着草鞋。①
暴雪之下,只能裹着被子看文艺表演
,虽然热情很高,但这么一天天下大雪,群众当然吃不消,而下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们日子同样难熬。
他们上午需要到工地了解先进事迹,下午我们整理出来,晚上就演出。在稀泥地上铺草演出,下好大的雪,没有话筒,就光着嗓子唱,嘴巴冻得裂开了还在唱,鼻涕流出来就冻掉了,扯掉之后还要接着唱。
湖区群众和文艺工作者还可以苦中作乐,党政干部们此时真得急眼了,作为大后方的岳阳城总共有多少人?只有不到5万,沿湖一线根本无法保障上堤施工群众的就近给养。(
更麻烦的是,从当年4月开始的一系列灾情,也让省内基本生活物资储备极度缺乏,加之航运全线受阻,陆路断绝,外省物资也无法调运进来。(
80多万群众的生命,在史无前例的严
寒冰冻面前,岌岌可危,凭借着一股湖南人特有的执着,人们在冰天雪地中坚持着,此时没有人知道,这场罕见的大冰冻,还要持续近半个月。
虽然在冰冻来临之前,工地上储备了
大量的粮食,但由于人数太多,天气太冷,外面的补给物资运不进来,工地的消耗又太大,一时间,洞庭湖工地告急,洞庭湖航道告急。
刚刚上任一年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高岗,就遇到了连续天灾,可谓焦头烂额,到了一月初,看到大雪下得没完没了,不得不向中央汇报,请求支援。
但问题是暴雪之下,陆路运输中断,
海军在北方的破冰船过来也需要时间,根
本不可能那么快,空军又没办法在大雪中
空运,谷雨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在湖南京
广沿线的国家储备仓库,要解决湖区群众
生活问题,只能调动岳阳国家储备库。
而在1954年大水灾之前,谷雨就已经
考虑到了有大量蓄洪区的向北必然是重灾区,在岳阳储备了大批物资,而到了水灾结束后,为赈灾和灾后重建国家也调拨了大量物资,此时给地方的物资都已经调配,剩下的物资则是未来以防万一。
谷雨做出了批示,把岳阳国家储备库能用上的物资全部用上,湖区工地和岳阳境内各种工程机械也集中起来,搞出一条路,就算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想法设法保证湖区八十多万群众的生命安全,绝不能出现大范围的死伤。
同时他要求湖南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动员起来,想法设法解决
困难群众的燃料、食品和医药问题......
做完批示之后,谷雨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冬天两湖群众肯定要遭大罪,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绝对会非常多,心情自然很不好。
心情不好也就罢了,他还要调解党内高层之间的矛盾,天灾之下,日子非常难过,党内高层之间本来就有的一些矛盾也就无形中扩大化了,而这一次的冲突发生在物税委主任薄一波、前任山西省长、现北京市长韩华和计发委主任黎玉、现任山西省长李准之间。
越是灾情,财政收入越发重要,负责
用钱、分配资金的财政部和负责收税、管账的国家物税委本来就是一家子,两家自然希望中央手里的钱越多越好,尤其是这个大灾年,必须把钱收上来。
但中央日子再难过,中央财政也是盈
余的,可谓非常健康,地方就不行了,中央严格限制地方乱收费,督巡委不断调查,地方现在能指望的除了中央的财政转移之外,就是境内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央地分成的税收。
中央的财政转移是有限的,越是富裕地方越小,这样一来境内企业工农业发展所需税收就至关重要,这也符合中央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本意。
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搞
得好,好处太大了,不仅地方财政收入会有显著提升,可以给党政干部盖房子,也会得到快速提拔的机会。
去年九大的人事调整就非常在意这一
点,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广东省委书记陈毅,升迁为国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长;地方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浙江省委书记邵守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都明确为副国级干部。
除此以外,广东省长雷民仁升任为浙江省委书记;山西省长韩华升迁为北京市长;广东省委副书记、出口加工区党委书记李准升迁为山西省长;原国电集团总经理、现在南京市委书记张光南直接升迁为江南省省长;
广东常务副省长张志忠升迁为福建省
长;搞纺织出身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钱光友调任广东省长;在青岛工作搞工业搞得十分出色的原国家计发委副秘书长、市委书记孙运璇升迁为广东省委副书记、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
这一连串任命的背后是非常明显的信号,企业搞得好,不仅日子过得好,也会得到迅速升迁,而到了新三反期间的大规
模地方干部交流,国家的意图更加明显,无数到了地方的企业干部第一时间自然就是发展厂矿企业。
问题是发展厂矿企业需要资本,钱从哪里来,除了从中央要钱,在地方搞各种募集,想法设法从银行借钱以外,也就是招商引资。
问题是此时真正有本事的干部很少,中央的钱不好要;地方早就募集了好几轮,好些位烂尾厂子留着呢,想再募集哪有那么容易;从银行借钱,更加困难,商业行一个个会算账,政策行的钱是你想要就能搞得到吗?
至于招商引资,同样没那么容易,有
的是看不惯华侨和私营资本家,有的是做事不讨人喜欢,有的是地方位置不好,真正获得投资的也还是沿海地区,尤其是新成立的16个开放城市。
如此一来,地方官真正靠谱的办法就是想法设法减少税收上缴比例,要么是化税为费,要么是故意调整税种,将中央全收的税改成央地分成的税种,这样钱不就多了嘛!
历史总是那么有趣,在谷雨的前世,七十年代末的大改革就是从改革大锅饭开始,大锅饭不香了,各行各业都开始分灶吃饭,国家一看,大包干竟然这么能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决定国家财政也施行包干制。
地方财政每年按约定好的方式上交一部分给中央,不同地方包干方式不一样,当时有六种模式,比如上海是"定额上缴",甭管你当年收入多少,反正每年必须上缴中央105亿,而在1988年上海的财政预算收入才162亿,一下要上缴105亿给中央,可想压力有多大。
而像广东等其他很多地方施行的是"收入递增包干",每年根据你收入增长情况,上交不同比例,涨得多交得多!
地方一寻思:能者多劳,劳者多交呗,懂了。
当时大包干时期有个口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个"够"字用得就很秒,堪比"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
你不是规定每年增长4%以上要上交吗?那我年年都是4%,多1毛钱都不会涨上去,精准调控,就跟我们大学期末考试一样,少一分受罪,多一分浪费,60分万岁。
当时财政包干是一地一个政策,中央没办法一个个去核算,只能地方报多少就是多少,收入多就多交,收入少就少交,这种包盈不包亏的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越收越穷。
时任财政部长感慨:他的前前任有上
衣和长裤穿,他的前任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话音刚落,一位参会人员跟部长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到了1992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
严重通货膨胀,而中西部地区内需枯竭,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却毫无调控之力,因为中央也拿不出钱,没钱政令就出不了中南海,无奈之下,乘着老同志还在,一场轰轰烈烈的财税大改革,也就是分税制改革开始了。
鉴于前一世的教训,谷雨在刺激地方发展经济时,自然不会搞大包干,他从一开始就搞分税制改革,外汇更是集中管理
为了更好的收税,他又搞了国家物税委,所有的税都是中央和地方各级物税委统一征收,然后进行分配,同时也鉴于前世的教训,国家也承担了很多地方开支,说白了,虽然不是大锅饭,但中央也没地方太多的财权。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谷雨就算有天大的办法,也不可能挡得住地方做手脚,而各个地方中,做手脚做得最厉害的就是山西省。
山西非常特殊,山西资源丰富,在阎
锡山时代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扎实,等到共产党夺取山西后,又非常重视山西的发展,山西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体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山西境内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有色、建材、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等都在国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行业更是国内的老大哥,各地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有山西支援过去的同志。
山西解放最早,贯彻八政四事也最为
彻底,民间各种积累较多,境内又有丰富的经商传统,所以山西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发展迅速,纺织业等各种民用工业同样迅猛发展。
山西商人不仅仅在本地发展,还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晋商赚到钱往往喜欢回乡发展,这也给山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随着山西的高速发展,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以经商出名的山西人太会算账了,在财经系统的山西人数量又最多,接触多了,山西地方官们自然一步步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减少缴税比例的套路。
山西地方干部敢这么干也是有底气的,各地方来自于山西的中高层干部数量众多,党政军各个系统人数众多,势力无比强大。
山西也有一个老传统,出外做官的干部总要为老乡说说话的,而这些高干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些帮忙,老西们也踊跃帮助,明清两代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谷雨对这些破事心知肚明,第一次三反山西官商勾结就被狠狠收拾了一顿,但第一次三反时,谷雨都没有触碰山西税收这些么蛾子,原因很简单,晋商够土鳖,是民族资本,根也在国内,与沿海带有买办性质的资本家们完全不同。
在共产党定鼎天下过程中,晋商一开始虽然是对头,很不配合,后来看到希望了,晋商们纷纷搞起了工商业投资,并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少作用,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而不管是广东沿海的商人,还是江浙沿海的商人,他们更多的是共产党的敌人,被狠狠得收拾了一番,家破人亡的不再少数。
到了抗战胜利后,有些事情就不好做了,不过谷雨还是想办法把一大堆沿海的反动派赶到了南洋,而在这个过程中,晋商也得到了很大的扶持,很多民族资本家的工厂被晋商吞并,这背后也离不开谷雨的支持。
这也是谷雨的老套路,拉一派,打一派,制造民族资本家集团内部的矛盾,同
时也是为以后考虑,不断开放之后,国内买办势力必然高度膨胀,谷雨也需要晋商发展起来,做怎么平衡,自然是允许晋商发展,甚至于忽视一些小动作。
但鼓励晋商发展,不代表允许晋商乱来,也要有一些限制,这些年山西虽然发展得很快,但税一直收得不多,也不能太纵容了,另外一点,山西的煤炭事故死亡数量又一次上来了,这还是报上来的数字,所以换届之前,晋商们的死对头李准被调回了山西,担任省长。
当年李准负责太原税收时,就一改此
前由薄一波推行的那一套商人互相商量,分配国家规定的税收,也就是包税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不仅税收
得更多,而且更加公平。(
太原税改成功之后,李准一举成名,
自此得到了谷雨的重任,长期在财税系统工作,不过他也与晋商,还有推行包税制改革的薄一波自然成了冤家对头。
薄一波调任物税委主任时,就想把李
准踢到西部地方担任副省长,不过李准早就简在帝心,薄一波决定不了他的命运,谷雨顺势让他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这也让薄一波有些无可奈何。
李准上任前,谷雨就告诉他,山西解放已经二十年了,民间积累较多,放水养鱼,养了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
这几年各地投机倒把,晋商出了不少风头,你得好好收拾收拾一番,让他们夹紧尾巴,不要干扰了全面的价格放开。
而对各种煤矿事故,谷雨的意思是整
治一番,发现漏报、不报者,严厉惩处,狠狠的震慑一番,问题严重者,必须杀头
此时的开采技术比较落后,煤炭死亡率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各种民间采矿,死得人就更多了,这也是没办法,资本的原始积累非常血腥,不管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都一样。
但谷雨有自己的底线,死了人必须赔偿,要把家人安顿好,凡是触及到底线的人,都要狠狠惩罚,相关法律也制定的较为严格,要不然各种乱象就太多了。
李准拿着令牌下去,一去山西就查账,他可以左右手同时打算盘,税收和地方物资产量等等的关系,他比谁都清楚,问题一下子找到一大堆,恰好新三反运动爆
发,山西这下子就热闹了!
山西不仅官员多,很多共产党高级干
部的家属都是山西人,这些人很多都被晋商打通,所以中央督巡委和中央监委一直盯着山西不放,再加上李准的查账,山西地方官们一个接着一个被抓,省内商人、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不少企业被重罚当然了,李准也知道光抓人是不行的,一定要招商引资,他和陈 JG 翁婿关系很好,引进了一批华侨,仿效出口加工区,搞起来工业园区。
可能是在出口加工区与老外接触多了,李准做事更加一板一眼,很在意制度建设,他总觉得山西干部效率不够,把出口加工区的制度引过来,明确权限,压缩审批,限定工作时间,把地方干部们折腾得不轻。
偏偏山西省委书记是监委副书记下放,不懂经济,放手让李准搞,还给引进的制度加了一句,这是为人民服务在实践中的运用,两人一唱一和,地方干部们一路抱怨到了北京。
年底开会的时候,薄一波虽然认可税收了不少,也表扬了一番,但也含蓄的批评李准老毛病又犯了,做事太激烈,要求他注意分寸。
屁股决定脑袋,山西多交税,薄一波虽然有些小心思,但不能说的太过,但不说又不行,那么多人向他反应问题呢,总要安抚安抚的!再说了,李准本来就不是他喜欢的干部,批评两句,打一打他的威风还是可以的!
相比于薄一波,北京市长韩华就不一
样了,他使用的一批老人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处理,前途无量的他简直是一肚子怨气,我在的时候发展得好好得,怎么干了一年多,就搞出这么多事情,哪来这么多问题!
李准拿着尚方宝剑,自然不怕,他本身又是那种很强硬的性格,新仇旧怨,他就批评薄一波明知道山西财税问题严重,我在物税委时就注意到了,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为什么?谷书记常说的明朝收不上税的危害,你忘了吗?
而对新任北京市长韩华,李准的批评也很厉害,国家讲的是允许群众合法致富,可不是允许地方乱来,收不上税你就真不知道吗?那些老老实实搞工业的人我碰了吗?我抓得都是不法的家伙,你不碰,还不让我碰,这是什么意思?黑白你都分不清楚了?
薄一波被气得不轻,他更没有想到的
是,同为山西人的计发委主任黎玉也站在李准一边,他也含蓄的批评了薄一波,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李准不顾个人得失,在山西狠刮地皮,今年多交了那么多税,你应该高兴才对.......
争吵事实上是小事,但问题在于,争吵的背后,利益集团的影子已经相当清晰了,山西干部数量众多,本身又善于拉关系,薄一波明褒实贬,自然引起了谷雨的不安,他不会想做山西帮老大吧?想想也不奇怪呀!
黎玉虽然是山西人,但并无山西工作经历,不管在陕西、四川还是上海工作期间,他虽然用人上也有一些圈圈摊摊,但大多是工作上认可的干部,相对单纯一
些,所以更就事论事。
在谷雨的前世,并无韩华的身影,但其他三人后来的发展,也跟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站在谷雨个人的立场,自然对薄一波非常不满意。
但这样的干部事实上很多,反而是黎玉、李准这样的干部很少,而且薄一波又是他一到北方局就提拔的干部,还做过中办主任,能力出众,薄一波拉拢人,也就是他拉拢人,两人的关系太密切了!.
所以权衡再三,谷雨也做不了什么,至少现在并不方便做,不过他在李侯两人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倾向性自然非常明显了
同时谷雨也知道,薄一波已经不在适合担任物税委主任的职务,需要给他换一个职务了,或许与饶漱石对调一下?可以试探一下两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