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召开中央局会议和常委会有一个习惯,喜欢指定一些与会人员,根据议题的不同,出席会议发言,等到需要表决时,他们再退下去,这符合规定,但又可以引导意图,这就是党的一号所拥有的最大权力,可以决定会议讨论的议题,也可以决定与会人员,从而形成对第一枢机更有利的会议氛围。
谷雨从来不会和赫鲁晓夫一样,中央局会议通过不了,就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搞个人主义,他这一辈子只在1937年挑起外蒙问题,转向西方时搞了一番,而这一件事最终也证明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一边,自然也没有人再提。
这样操作的好处自然是可以用中央的名义去做事,就算有一些同志心里不满意,也没办法挑战,反对谷雨个人和反*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谷雨知道,党内同志也知道。
当然了,谷雨这么干也跟他的年龄有关,他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布局,一步步来,赫鲁晓夫就做不到了,他威望不够,又着急做事,必须想办法突破组织限制,但一旦这样做,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就非常容易被人诟病,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此前一个多月,谷雨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先在常委会形成一致,然后又找一些中央局委员私下交谈,再让列席会议的同志领导气氛,最终中央局全体会议最终还是按照谷雨的意图启动了一连串操作,新一轮官不聊生开始了!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第一次列席中央局会议的湖南省委第一枢机高崇德和河北省委第一枢机谷景生就嘀咕起来,两人在昆仑省是搭档,所以高崇德说话就比较随意,当然了,他本来就是这样比较随意的人。
“顾枢机,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因为昆仑省发生的种种,谷景生很是被党内一些同志嘀咕,虽然谷雨坚定的站在他一边,但他还是逐渐养成了沉默的习惯,听完了高崇德的抱怨后,他沉默稍许,然后微微摇头,“地方干部很容易松懈,有一点压力也好!
"这不是一点两点压力的问题,现在中央对地方管得越来越严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可与此同时,考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还不断提拔有知识、懂管理的年青一代,偏偏我们这些老资格还在壮年,总不能把位置让给他们吧……
一些思想不积极的地方同志已经在抱怨中央不需要他们了,还有人说中央只想牛产奶,却不愿意喂草,现在下面很有些干部松懈了,他们不愿意发展地方国企,而是纵容私营企业发展者,现在又来这几条……难呀!
“既然自己办厂子不行,那就让别人办,地方同志提供一些支持,等到有一定发展了,再用地方国资委入股参股,分享这些企业发展的红利,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条路也是不错的嘛!"
“顾枢机,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老高,你别猜来猜去了,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就算有一些问题,也可以留到未来解决,你不要忘了,政权掌握在我党手中,党内中高层干部都经历过革命战争,对共产主义无比信奉,谷枢机还不到五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这倒也是,我确实要耐心一些,不能太着急了!”
“我们都想尽快实现社会主义,但苏东模式的缺陷确实很明显,按照谷枢机的三个有利于衡量标准,多探索,把事情做扎实,这才是长久之道!
谷景生自然知道高崇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相信类似的反应肯定已经报到谷雨同志那里,谷雨同志不仅没有搞安抚,还变本加厉增大对这一层干部的挤压,这就很有些意思了!
目前中央一系列动作严重限制了地方官的作为,而对地方的考核又没有变,地方要想发展,又不想因为搞出问题被收拾,地方干部们能做的也就只有修桥铺路,搞搞水利,按照八政四事的要求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些地方特色经济,这些都比较传统,不太容易出事。
而那些比较容易出事的,比如地方企业的发展,地方官们最好是把发展企业的主动权交给地方的能人,帮着解决各种难题,鼓励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不是自己亲自上阵。
这些企业发展好了,会增加GNP和税收,完成中央的任务;这些企业发展不好,那也是集体合作社和私营企业主自己的责任,与地方政府无关,自然也不用被中央逼着还债。
还有一点,现在地方手里资金少,地方官们想发展,不得不向辖区内的群众伸手,或者是挪用其他资金,这两条都是中央比较讨厌的,这段时间的普查,凡是出现了烂摊子,而且资金又来源有问题的地方官们大多倒了霉。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想法,只要中央的态度一日不变,地方官们的操作模式必然会逐渐转变,而这样操作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国企的发展受限,集体或者私营经济却迅速发展……
谷枢机也肯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多次提到地方政府要加强服务意识,要大力招商引资,说白了,中央一系列政策的核心就是逼着地方让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地方有钱了,搞一搞基础建设就行了,别脑袋一拍,就盲目上项目,搞出一大堆没办法收拾的烂摊子。
谷枢机的做法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于不熟悉经济的地方官乱来,还不如让地方的能人好好,但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主体的巨大变化,经济决定政治,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性质?虽说国资委可以入股参股,但民营资本的实力不断壮大也是事实……
谷景生是河北省委书记,虽然此时的河北丢到了冀东唐山那一块繁荣地方给了热河,但与北方第一大城市天津的合并,又极大的增强了河北的实力。
天津在民国时期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虽然大多为加工工业和装配工业,也在抗战初期的内迁中损失不小,但解放以来,大批从日本和德国搬过来的工业设备被运到天津,极大的促进了天津的发展。
建国至今,河北的纺织、化工、机械、电器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津工业最核心的企业丰田汽车获得了迅猛发展,汽车整车和汽配工业突飞猛进,已经成为河北第一大产业,也排名全国第一。
除此之外,以邯郸、邢台为基础的钢铁冶金、煤化工、玻璃、水泥等工业也发展迅速,天津、保定、石家庄这三个河北比较重要的城市,也在一五、二五期间由国家投资,建设了多家重点企业。
比如从德国引进的胶片厂和前世一样,也被安排在保定西郊,这是军队定点的胶片企业,拥有全国最好的设备,与重庆胶片厂(设备来自于战争中自英国采购)、南京胶片厂(设备来自于日本)再加上可以生产胶卷的厦门奥林巴斯公司,齐名为中国四大光学胶片企业……
特殊的地位位置,一连串重点企业的建设,合并后的河北影响力直线上升,而谷景生本人也被党内公认很可能会在明年直接进入到中央局,毕竟此前历任天津书记都是中央局成员,这是河北(天津)政治地位的体现。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谷景生的党内影响力自然也在提升,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谷景生本人自然希望能够快速走向社会主义,但他们这一代革命者都是拼杀出来的,都无比实际。
他认可谷雨的理论,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国企拥有比私企更高的效率,若是国企干不过私企,搞得乱七八糟,那还不如让私企好好发展,既然一些地方干部搞不好,那就让地方的能人做事。
至于国家的性质会不会改变,谷景生自然希望未来走向社会主义,但苏俄那种社会主义还是算了吧,他们那种套路周恩来同志也不看好,访问回来后不断对党内高层吹风,苏俄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归路。
所以对于谷枢机的种种探索,大家都是认可的,尽可能找到一条新路,若是实在走不下去,达到美国那么繁荣也是很不错的,所以优先发展生产力符合大家的共同意愿..
事实上,高崇德也清楚这一切,他虽然心里有些想法,但从来没有露出风声,他又不傻,怎么可能反对第一枢机,他这番话先是试探,看看谷景生是不是真得支持谷雨同志,见到他明确态度了,高崇德立刻表示愿意追随谷景生,要不然同为省委枢机的他,也不会一口一个顾枢机。
虽然谷景生在昆仑省期间是高崇德的上级,但两人的政治资历差距不大,高崇德甚至还要稍高一些,高崇德一口一个倾枢机多少有些谄媚,但也没办法。
高崇德虽然也是省委枢机,但他的上升空间远不如谷景生,相比于谷景生未来肯定可以进入中央局,甚至于常委会都有极大的希望,高崇德就差多了,如无意外,想进入中央局非常困难。
他所在的陕北系属于党内小派系,中央局人数不会太多,而他因为建国初期的错误,已经被方明远(西域一把手)、薛伯章(淮海一把手)等同志赶上。
这一次十大,陕北系优先推动的是薛伯章,然后是方明远,高崇德压根不在考虑当中,虽然他的资历很好,但谁让他的屁股不干净呢!
高崇德正在壮年,身体非常好,而且工作能力极强,湖南工业这几年发展迅速,各种破事也不多,成绩绝对拿得出手,他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如果十大没有进入中央局或者书记处,下一届换一个地方或者去部委干五年。
等到十一大时,很可能就要退居二线,所以高崇德想努力一把,冲击一下中央局,哪怕不成,也要冲击一下大省书记,或许十一大还有机会进入中央局,都到这一步了,谁不想进中央局看一看。
既然陕北系没指望,那就尝试一把其他人,他和邓铁梅关系不错,但老邓第一个要推动的肯定是老搭档苗可秀,然后是其他军队同志,北方系等着被提拔的干部太多了,轮也轮不到他。
所以思前想后,高崇德只好与谷景生靠拢,在昆仑省期间,高崇德对比他年青好几岁的谷景生相当佩服,回到本土后,他和谷景生也保持着默契的联系,时不时打打电话,聊一聊各自遇到的问题,交流一下看法,不仅高崇德如此,谷景生也是如此。
虽然高崇德比较大大咧咧,说话水平不是很高,但这个人确实能做事,又对搞经济有一套想法,而谷景生则不同,战争期间在部队做政委,后来又在昆仑省屯垦,在上海做第二书记更多的是过渡、了解情况,所以在河北当家之后,压力是非常大的。
即便出身于永久黄的民主人士、省长杨运珊帮了不少忙,但长期在外,在内地政坛影响力很有限的谷景生不可能指望民主人士,虽然永久黄备受谷雨的器重,李ZC之后,又安排永久黄的总经理担任省长,但谷景生可以放手让杨运珊做事,却不可能指望杨运珊在政治上帮助他。
高崇德既有能力,又主动靠拢,谷景生也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自然并不太担心高崇德,所以这几年顾高两人走得很近,但不管走得有多近,在明年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两人也要分出个高下,这决定了政治资源的倾斜问题,而此时机会也已经成熟。
这一次两人同时被喊到北京参加会议,情况也不同,谷景生是多次列席中央局会议,而且这一次会议的议程中就有推举一些同志固定列席中央局会议,谷景生和刘兴昌都在候选人名单中,党内同志都知道,这是他们更进一步的政治信号。
而高崇德只有偶然的几次,这一次也不在候选人名单中,进入中央局的希望已经渺茫,所以高崇德态度很主动,认低服小的态度很明显,谷景生则用一番教诲,表明了愿意接纳的态度,自此两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既然高低已分,高崇德就更大胆了,他在八大前和饶漱石结了仇,而饶漱石对他也不客气,去年下半年中央物税委就把一位副主任派到了湖南坐镇,揪出了一堆问题,把高崇德折腾的不轻,过去半年一直都在擦屁股,尽可能缓解问题。
本来中央物税委还准备扣发一部分税款,幸好,中央湖南籍的领导同志不少,他过来之后跑来跑去,总算是摆平了这件事,等这笔钱到账,应该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
随着周恩来同志即将退休,廖德华同志也将被降职,饶漱石进入常委会的呼声更大,万一饶漱石成了中央监委书记,高崇德自然担心又要被折腾,所以他担心的问道,“顾枢机,今天会议上物税委梁总理好活跃呀,看来传言没错,明年梁总理会如愿.谷景生知道他的担心,看了他一眼说道,“老高,中南海的雨下到哪边,我们不要乱打听,梁总理虽然严肃了一些,但也不是那种无事生非的人!
“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倒也没什么好怕的,只是梁总理那个人,实在是难缠呀,我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当年为一时之愤,唉!
“老高,患得患失可不是你的性格呀,你想想就知道了,郭子华同志是中办主任,他筹备会议时,未必会主动添加你,那么是谁提议添加你的名字呢?高崇德眼前一亮,若是谷枢机一直记住他,那就好办了,两人又交谈了几句,高崇德同志主动提到了铁矿石进口问题。
共产党的干部想着上升到高位,自然不乏权力欲,但更多的是想按照自己的蓝图做事,谷雨绘画整个中国,高级官员们绘画地方,也正是有这样的欲望,中国才可以高速发展,而高崇德就是这种典型的干部。
湖南工业起步于抗战初期的一四计划,当时大片上海、天津企业内迁到湖南,中国又通过香港中转进口了大批工业设备,大多都放在了湖南,并建立了以株洲一汽为首的众多工业企业,其中大部分后来划给了湖南,就这样,这一世的湖南工业要比前世强大了许多。
湖南工业的高速发展,自然对冶金等基础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解放后,河南主要领导人搞起了以钢为纲,大力发展小钢铁,小机械等五小工业以及围绕着各大国企的配套厂,以支撑湖南省内众多的国字号企业。
等到香港和出□加工区迅速发展起来之后,湖南作为其背后的重工业基地,自然也提供了诸多配套,高崇德上任后,把这一块作为突破口,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推动了湖南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过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湖南也潜伏着种种危机,湖南工业体系也有不少人才,所以湖南各市、各县的小钢铁厂在过去十年较为顺利得办了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出现了,湖南的铁矿石、煤炭储量都不够,质量也不是很好,湖南小钢铁的成本很高。
现在整个中国的钢铁比较高,湖南小钢铁利润还有不少,但高崇德很敏锐的发现随着沿着沿海一个个成本很低的大型钢铁联合体的建成,湖南小钢铁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他必须未雨绸缪解决这个问题。
高崇德的办法一是整改,不能全省一窝蜂的发展,而是有所选择的挑选几个潜力不错的钢铁厂重点发展,其他钢铁厂以维持为主,等到未来国内钢铁产量上去了,小厂撑不住了,可以把技术人员合并到几个大厂,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亏损。
而要想实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形成几个主要的钢铁厂,而不是分散作战,除了做好资金支持以外,还要搞一搞兼并重组,这一次国家整顿地方烂尾工程,也给了高崇德机会,今年是地方换届年,他一手扣着官帽子,一手找理由扣着应拨给地方的税款,逼着地方妥协。
目前湘潭钢铁、株洲钢铁和岳阳钢铁三个省级钢铁企业,在省里的支持下,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低价吃下了好几个沿着湘江,位置不错的小型钢铁厂,不仅扩张了省属企业的规模,还加强了对地方财源的控制,一举两得。
高崇德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湖南境内钢铁企业的竞争力,既然湖南铁矿石品位不好,那自然就要想办法从国外采购铁矿石原料降低成本,湖南有这个条件。
大宗原料的运输最好的方式是水路,湖南水系发达,湘江这个长江第二大支流有着极强的通航能力,经过高崇德调研,从岳阳城陵矶到衡阳蒸水河口完全可以建成两千吨级的二级航道,可实现将载货两千吨船舶直接从衡阳开到上海。
接下来只要可以不断的疏浚航路,通过水运大规模外运铁矿石,降低成本,湖南钢铁工业不至于在未来竞争中太落下风而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湖南对油料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高崇德也想在岳阳上一个大型炼化企业,满足省内的油料需要。
岳阳的位置实在太好,古代是四大米市,可以通过水运辐射两湖和江西,所以高崇德和两桶油的老总联系后两家也都表示很有兴趣,不过这需要计发委来协调,两家也不能做主,而且湖北武汉也有搞炼化的想法,毕竟炼化的产值太大,谁都不愿意放过。-
为了争取支持,高崇德开出了条件,只要这个大炼化企业放在岳阳,湖南除了按照中央要求按时出资入股以外,还准备出一部分外汇,解决一些关键设备的进口问题。
高崇德敢这么干,也有资本,湖南因为靠近香港和广东,这几年出口量也在增加,加之湖南有色金属储量惊人,每年这一块也有不少出口,虽然外汇实行的是国家统一管理,但为了鼓励地方创汇,每年中央都要统计地方创汇额,并有相应的配额,所以外汇也不会问题。
既然运输不成问题,又有不断增加的外汇额度,当然可以进□铁矿石,也可以搞一搞炼化,但现在成问题的是,湖南对怎么进口铁矿石不太清楚,他自然要问一问谷景生。
谷景生在河北同样也要搞政绩,要不然凭什么上升,一边继续支持丰田汽车,想尽办法扶持,那帮小鬼子本事大,压根不需要怎么操心,只要帮助他们做大做强即可。
不过丰田不是谷景生的功劳,那是黄道和方思琼的,不过谷景生的办法也是现成的,学习中央发展华钢集团和华北石化的思路,在天津港周边,依托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天津钢铁,不断做大规模,同时面子很大的他,很顺利的促成了天津落地一个大石化企业。
所以听完高崇德的询问后,谷景生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对高崇德敏锐的发现问题十分赞赏,高崇德说的没错,进口铁矿石品位高,成本低,即便各种税费加起来,也只有国内铁矿石价格的一半。
使用进□铁矿石每一吨钢铁最起码可以多赚150元,那些设备好的钢铁公司一吨可以赚180元,一百万吨产能就是近两个亿,所以使用国外进口高品位铁矿石的企业现在如同开了印钞机一样。
此时不管是国字头的华钢、上钢,还是地方所有的天钢,亦或是民营的华侨钢铁这些沿海的钢铁公司,都发了疯一样的扩张,三五期间规划的产能都很大。
原因很简单,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只要有外汇和船公司就行,这些高品位铁矿石可以直接丢到高炉生产,不需要跟国内一样,辛辛苦苦挖矿,搞各种配套,有的甚至还要修建铁路,一堆麻烦,省事多了,扩张起来非常快,所以若是湖南不提前进行各种整顿,等到时间一长,湖南钢铁工业被冲垮是必然的。
在赞赏之余,谷景生也想到了河北,他河北小钢铁也有不少,也有必要效仿高崇德做一些整合,加强财权,好集中力量做大事,把天津钢铁做大做强……
不过谷景生又提醒高崇德,国家的资源有限,又要协调发展,加之如果一窝蜂的依赖进口铁矿石,对外汇也是不小的影响,同时又担心引发国外的铁矿石迅猛涨价,所以国家计发委和外管局的态度不愿意进口铁矿石过多,引发不必要的风险。
“我们省拿应分配的外汇购买铁矿石也不成?
“少量进口倒是没有问题,但数量一多,很可能会引起注意!
高崇德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顾枢机,季行长是你老乡,到时候您可要多帮我说说情……
“要是可以说情,我当然会说情!
两人交谈了一番后,高崇德主动告辞,谷景生则坐在那里默默回想刚才交谈的内容,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而此时此刻的他,有人已经盯住了他。
谷雨一直喜欢谷景生,他回到本土后,先是安排上海第二书记过渡,然后就是河北省委书记,是他那个年龄段干部中实际地位最高的,他自然有些木秀于林的味道,盯着他的人不少,这不奇怪,他的年龄摆在那里,一旦他进入中央局,就会抢夺先手,直接挡住了别人的路。
而五中全会的胜利,也让一些干部看到了机会,只要有足够的理由,改变中央人事安排似乎也不是很难,所以针对谷景生的调查早已经秘密进行,而且也顺利得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河北的工业产值出现严重瞒报少报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钢铁工业。
比如河北省属的两家钢铁厂邢告钢铁厂和天津钢铁厂,1956年总瞒报产量至少在三十万吨以上,这就涉及到两亿多资金,而中央物税委竟然没有发现,所以饶漱石存在渎职行为,而谷景生的问题更大,欺瞒中央,这是谷枢机最讨厌的事情……
“我没在地方干过,我有点不明白,河北为什么瞒报?产量低了,GNP也不好看呀!
“谷景生同志要做大做强河北的钢铁工业,但他手里的活钱不多,降低一些经济数据,中央少收税,这些企业不就有更多的发展资金吗?
至于GNP不好看,对谷景生同志的影响并不大,他是党务干部,只要有一个中不溜的数据就能交代,而河北省长又是民主人土,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升官,一个影响不大,一个不在意,自然就敢压缩数据!
“国内其他省份是否有这个问题?
“或许有,或许没有……但不管怎么样,谷景生同志需要有一个交代,他如果知道,就是欺瞒中央;如果不知道,那就是无能,他必须选一个!
“饶漱石同志也是如此,他如果知道,就是渎职;如果不知道,那就是无能,同样没有资格进入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