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带有很强的疗养性质，高级干部们往往是一边修养，一边交谈，今年事情也不多，只有一些区域性的洪水、旱灾，不影响大局，所以上下心态大多比较轻松，不过也不是所有同志都这样。
毛泽东同志心情就不是很好，投机倒把抓人的问题，谷雨并没有指责他，虽然把人放了，允许人离开试点区，但并没有阻止他搞一些比较严厉的动作。不过谷雨也和他说得很清楚，试点区不可能长期严厉的，未来只能一步步宽松，比现在国家的管束还要宽松才有意义。
同时谷雨也仔细阐释了自己的思路，既然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属于先进的生产关系，理应创造先进的生产力，也理应能够满足群众各种不同的需求。
谷雨认为，社会主义试点区要的不是粗放型的增长，而必须是内源式的增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农庄，必须在竞争中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而不是简单的生产指标增长。
谷雨同时拿起热水壶告诉毛泽东，热水壶在统计数据中也许都是一样的，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报表中的热水壶却差距很大。市场经济下的热水壶分成铁制外壳、木制外壳、竹制外壳，外壳有没有花纹，上面有没有盖子，价格相差不小，最便宜的只买一块多，但对外出口的高端产品却能卖到五块多，四倍的差距，出口产品必须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不同的花纹、材料，可以说花样百出，全国各家热水壶厂推出的热水壶，现在没有一百种，也有八十种。这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热水壶，如果是衣服，那种类就更多了，可能有几千几万种，满足群众的不同要求，但苏俄模式提供不了这么多种类，很难根据市场的喜好做出改变。
在物资短缺年代，群众只需要解决有无问题时，这一套做法是可行的，但生产力在不断提升，物资短缺的时代终将过去，到时候群众就会不满意，就会对本国的民用产品失去信心。
我们的社会主义试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各种复杂的要求，这个关键点就是做计划时，生产企业的市场调查能否接近契合群众的需求，中央希望试点区找一些好的办法．.....
谷雨说第一个要求有实现的可能，大大小小这么多企业，还有1951年底将会推动的第一批赎买制农庄，搞出一两个有一定竞争力的，希望很大，至于第二个要求，那属于市场经济下轻松做到的，虽然在计划经济下拿出种类繁多的商品，难度非常大，但如果要全面推动计划经济，这一关必须过，先试试．.....
毛泽东同志深以为然，他对谷雨的第一个要求很不以为然，就算现在的干部素质不是太好，但不可能都不行，他的要求也实在太低了！
对于第二个，他也认为自己的方案能解决，最起码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他推出的这些东西，可不是瞎搞的，他早就问过中央计发委的同志，知道生产计划非常难以制定。计划编制期间，成千上万的指令初稿、意见稿、修改意见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工会组织不断的组织开会，甚至还要计算每一个产品对上下游的影响。
太原解放后，进行军工建设时，李强同志在苏俄学习五个月，并请求苏俄派遣了100多名专家协助中国编制计划，硬是没有编出来，只能一再的简化。
有些同志将苏俄的计划经济评价是精美艺术品，做不完的报表，开不完的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却有些不符合中国的水士。中国苦修几年，最终的结果是对于基层统计人员要求太高学不会，最终没办法，从一四计划开始，只能搞最低层次的计划。国家对于粮油、煤炭钢铁等大宗产品，核算就是具体到种类本身，对于日用品、轻工业等，其核算必须为具体产品留足空间，比如规定糖果、衣物每年生产多少吨，但不会规定具体各种糖果，各种衣物生产的比例。
大宗产品的供需调研是相对精确的，零散产品的供需调研本并不会精确到具体商品，更不要说每一种商品的不同规格。这样一来，中国国家计发委制定的计划相当粗浅，根本比不上苏俄，甚至于美国搞马歇尔贷款的专家过来，也是头疼无比，说中国基层统计人员根本不合格。
中央计发委汇集了几百多大学生，又有华LG 这样的大数学家搞统筹，计划尚且做得很糟糕，以河南三个市的计发委同志组成的试点区计发委制定的计划，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更加粗糙。
但毛泽东同志却觉得粗糙一点不见得是坏事，传统的苏式计划缺乏足够的灵活度，一切唯上，上面错了，也要毫无条件的执行，压根不利于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经过他缜密研究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以政治挂帅，配合粗浅的计划，在保证公有制和公平的同时，同样有很强的竞争力。现在制约试点区的，一个是中央给予的授权并不充分，这个没办法，他也理解，谷雨能压着那么多反对声音，给了这么大的权力已经是不容易了。
另外一个就是真正合格的干部太少了，一开始他更多的认为是基层不合格，但最近一些事让他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得要复杂得多，现在不仅仅是基层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的不配合，试点区的干部也同样不合格。
基层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不配合，这些问题虽然有些棘手，目前虽然还有一些混乱，但只要做好思想，大问题应该没有。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同时把更多踊跃报名，参加社会主义试点的同志，安排下去，这个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试点区的干部不合格就相当头疼了，试点区的干部大多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很多人的发展不是很顺利，但他们大多是毛泽东同志比较认可的，要不然也不会拉他们一把。
这些干部对高速发展有着迫切的希望，他们希望通过试点区的高速发展，赢得政治上的转机，同时也是他们的理念，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理所应当搞得好，什么是好，发展的更快就是好，这一点不仅仅这些干部这么想，毛泽东同志一开始也这么想。在1950年试点区挂牌，并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后，1951年初又因为杀牛事件被严厉批评后，更多人把高速发展的希望放在了工业，他们很熟悉的用起了指标管理，这也是必然。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体情况，分配征粮任务，用比例划分地主人数，是最简单的办法，即便一些贫穷地区的地主也相当寒酸，也不例外．.....
而社会主义试点区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画上了等号，自然要使用计划经济模式，而计划经济就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不仅仅是试点区，整个中国的管理也都是这样那样的指标， GNP 指标，移民指标，教育指标，一个接着一个；而衡量这些指标的则是各种统计数据，比如发电量，铁路运输量，主要物资生产量，贷款量，货币发行量等等．.....
中央一贯有两本账，一本账是地方报上来的，不过谷雨收到之后，会让计发委根据调研的结果，砍砍砍，然后交给地方一个指标，基本上比地方的那本账要低不少，但必须完成。
但毛泽东同志与谷雨不同，在1950年初试点区成立时，意气风发的他提出了三本账，第一本账是国家计发委下发的指标，必须百分之一百完成。
第一本的指标是试点区报给中央的，同样必须完成，最起码也要保证所有关键指标和其他绝大部分指标的完成；而第三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
这样的三本账，差距就是天翻地覆，因为谷雨习惯压指标，地方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知道如果仅仅完成了中央的指标还是不够的。
中央那本账必须完成的同时，自己那本账也要完成，最起码也要绝大部分完成，要不然中央就会怀疑他们在欺骗。没有来自上面太大的压力，省一级报指标的时候或许会高一些，但不会离谱，一般来说，都是省长们觉得可以完成的指标。有些省甚至会有意打一打埋伏，毕竟中国一个省相当于国外一个中等国家，出现灾情是常有的，而且今年指标高了，明年怎么，这不是一年的事情也要为未来考虑．.....
但省长们也知道指标不能太低，若是其他省报上去的指标高，完成率也比较高，就算完成了中央指标，不会受罚，但也没有奖励。
也就是说此时省长们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央，而是来自于其他省市可能的攀比，要是别人的增长更快，与报上来的指标吻合，他们升迁的机会自然就大得多。
省一级如此，市县乡三级也同样如此，因为中央给下面的指标也要分解给各个地方，他们报高了，同样没什么意义，上级不会因为地方提出的指标高就奖赏或者惩罚。上级要的是看到地方实实在在的成绩，而这样那样的成绩到了年底，就需要用一个个数据来证明，有些数据地方可以造假，但有些数据地方没办法造假。
比如地方虚报固定资产投资，完全可以用货运量、用电量、税收等关联性较强的外部数据做对比，又比如中央统计局随机抽取地方企业，由驻扎当地的分支机构直接取样上报。此时地方干部造假水平很是一般，根本摸不清楚相应的规律，很容易被抓到把柄，然后被处罚，所以地方干部发展经济的冲动虽然很大，但真正发疯一样乱报指标的并不多，他们要的是恰好，跳动太大，很容易被上级找上门。
谷雨这一套玩法被他戏称为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我不给你们压力，保证一个底数，你必须保证底数的完成，如果完不成任务，却想造假，往往就很容易被反噬，造假是技术活，被抓到了得不偿失。
按照谷雨的说法，如果未来三十年，也就是到了建国35周年（1980年），中国的实际 GNP 能够保证8％左右的长期稳定增长，中国的 GNP 也能够增长十倍。十倍是什么概念，那就是50001亿美元，而现在美国也不过3000亿，等于现在美国1.7倍左右的水平。那怕中国人口在这段时间增加到10亿人，人均 GNP 也可以达到500美元，相当于现在美国人均 GNP 的1/4，英国的2/3，这已经是非常可喜的数据。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同志觉得太慢，毕竟中国发展的同时，英美同样也在发展，虽然会慢一些，但翻上两倍，三倍的可能性很大，那差距还是很大呀，一个个同志都想发展得更快一些。
但层层加码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试点区下属三市就是试点区的第三本账，县一级的第三本账的指标比第一本账甚至高了一半，试点区、市、县、乡，四级层层加码，指标高得吓人，偏偏河南很多地方干部好面子，爱吹牛，-五计划期间，中央对河南提出的指标并不高，可河南各地干部却自发得你盯着我，我顶着你，搞起了大攀比。口气比较大的不在少数，但即便是口气大，也是建立在地方政府自认为能完成或者绝大部分能完成的前提下，真正傻到挖个大坑把自己埋掉的人并不多，前段时间，河南被收拾的干部在被审查时，很多同志都说以为能做到，没理由做不到呀．.....
试点区1950年的计划制定于1949年，那个时候试点区还在酝酿，自然不存在层层加码问题，虽然指标还是比较高，但属于地方干部认为可以完成的指标。而中央的回应则更加奇葩，1950年中央对试点区报上的指标压得非常狠，中央给试点区制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只有10%，而农业指标更低，只有4%，全年经济增长指标自然就变成了个位数。试点区自己何坤等领导干部觉得中央给出的目标定得实在太低，在1950年上半年，试点区做动员时，压根就没提中央任务，直接就是试点区的两本账公开指标16％和内部指标20%以上，前者必须完成任务，后者争取完成。
为了保证指标完成，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完不成指标的干部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毛泽东同志在动员会上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同志不满意，很多同志认为30％也是有希望的，最起码钢铁业能够做到，毛泽东同志则多少有些怀疑，但毕竟是多少年的老部下，总不会欺骗他。而现实的情况，也佐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想法，虽然谷雨不断压制，但中国的钢铁产量还是增长很快，这几年年增长率都在15%-20％之间。舞阳钢铁是一五计划建成的新厂，设备很新，现在又有转炉炼钢这个产量倍增器，为了促进其发展，试点区又提供了大量增援，年均增长三成，没理由不能实现！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1950年下半年，该厂转炉车间投产，实现了非常可喜的增长，年底增加到25％以上，所以今年四月初，在舞阳钢铁厂考察时，毛泽东同志询问该厂的党委书记"你们现在的产量只有30万吨多点零头，明年能否增加三成，增加到40万吨左右，后年再增加三成，增加到52万吨左右，再过一年，达到六十万吨，实现产量三年翻一番！"厂长信誓旦旦表示可以做到，他有些不放心，又跟车间主任、技术工人十几人询问了一番，人人都认为可以实现，他也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等到五月份古柏同志上任，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古柏一开始也觉得希望很大，不过六月份古柏就试点区法律相关问题，上京开会时，与工业部副部长王行唐同志聊了聊，王行唐同志劝说他仔细做一番调研，别给欺骗了，三年钢铁翻一番不是一般的难度！王行唐给古柏一份钢铁生产相关设备和物料表，这些设备和物料的价格、企业生产时间、工程时间，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解释说明。古柏同志带着试点区工业厅熟悉冶金的同志，拿着设备和物料表去舞阳钢铁厂，让那些拍胸腩说话的人一一当着他的面如何落实年增长30%，三年一翻番。
七天之后古柏铁青着脸过来，告诉毛泽东同志，他被下面的干部骗了，他问过的十几个人，吹牛不上税的，竟然超过了十个人。古柏告诉毛泽东，钢铁厂生产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煤矿、铁矿、冶炼设备、选矿设备、烧结设备、炼焦设备、常规原料、制氧设备等等，非常复杂。煤矿、铁矿、石灰、白云石、萤石这些东西加大力气，硬着头皮，不惜代价开矿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需要增加相当多的投入；治炼设备、选矿设备、炼焦设备、制氧设备等等，在国内非常重视钢铁产量的当下，这一块得到相当保障的当下，咬咬牙实现也有可能。但有些东西，就不是钢铁厂和试点区能够自己解决的，必须依赖其他单位的配合，比如一种特殊的用来保护转炉炉村的耐火砖。钢铁厂耐火砖的需求量巨大，耐火材料占据炼钢成本的10%-15％以上，而氧气顶吹转炉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炉龄一直很短，对耐火材料的要求更高。
为了提升炉龄，全国各个耐火材料厂都在想办法，太原耐火砖厂独家研发的一种浸渍耐火砖是目前水平最好的耐火砖，据说使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烧结办法。若是没有太原耐火砖厂生产的浸渍耐火砖，同样的炉子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冶炼成本也会增加很多，但作为太原耐火砖厂的独家产品，太原耐火砖厂卖得相当贵，如果仅仅贵也就罢了，因为工艺还不成熟，生产不稳定，这种耐火砖的供应还比较慢。目前太原耐火砖厂正在想办法改进工艺，但还需要时间，其生产出来的高端耐火砖，因为供不应求，需要重点保障签署长期协议的关键工厂，言下之意，舞阳钢铁厂先等等吧，你们不过是二线厂，还没到为你们特殊的地步。
舞阳钢铁厂当然也可以用别家的耐火砖，那炉子就不行了，一个30吨转炉造价也相当高，这也就罢了，关键是炉子破裂，修补需要时间，而钢铁厂生产根本停不下来，要想解决问题，只能多搞好些炉子，那成本立刻就上去了．.....
如果仅仅是浸渍耐火砖这一类依赖他厂的问题，古柏并没有太生气，毕竟理论上还是有希望，他生气的是，这些干部职工被报表上一个个细节问题彻底问倒，压根没有足够的准备！古柏同志非常气恼，怒气冲冲得说道，"你们自己都不清楚，就敢拍着胸腩给李主席保证？谁给你们胆子！战争时期这就是谎报军情，要杀头的！"听完了古柏的转述，毛泽东同志脸色变得相当难看，十几个人当着他的面说谎话，那么其他单位呢？根据这些单位报上来的东西能值得信任吗?
对于地方干部拿出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事实上也不是非常相信，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联起手来欺瞒他，这严重动摇了他对试点区干部们的信心。对下面的干部产生严重怀疑之后，毛泽东同志干脆把工业部、农业部等派来的同志带在身边，每一次考察地方，他就对地方上报的各个指标进行核实。哪一块哪一块，增长这么多，怎么增长的，以什么方式增长，增长的过程中，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获得这些资金，每每都会把地方干部问得哑口无言．.....一连串的调研搞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同志被狠狠打脸了，去年年底综合上来的1950年数据有着巨大的问题，越是人事变动大的单位，问题更严重。
他不明白呀，干部们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培养出来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此时他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谷雨不断删减报上来的指标，虽然看起来保守，但如果下面都是这样的干部，他小心一些，大打折扣还真是做对了！他这个人有些理想主义，信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直认为下面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一下子遇到这么大范围的欺骗，实在难以忍受。但他又是那种历经沧桑的人，一旦遇到困难
，往往会变得异常冷静，在认识到自己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不足后，他首先检讨了自己，说上有所好，下必附焉，自己给了下面太多的压力，试点区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
但这么多人当面欺瞒他，绝不仅仅是他一人的问题，再加上这段时间的乱象，毛泽东同志绝不能容忍。他认为现在试点区发展最大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基层的不配合，而是市县乡三级，乃至于试点区管委会出了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试点区绝对发展不好。但是如何整顿这四级干部队伍，却是一个大难题，这么多人参差不齐，有好的，应该有坏的，如何区分，把他们挑选出来。自上而下的办法，谷雨已经有了，监委加督巡委，但事实证明，光光自上而下还不行，那自下而上行不行呢？毛泽东同志带着这样的思考来到了北戴河！
毛泽东同志吃了一嘴苍蝇，谷雨当然知道，来到北戴河后，谷雨邀请他一起游泳，谈到这个问题时，谷雨说河南本士干部好面子，爱吹牛，他们很多脑袋一拍的说法，你要是当真了，就容易吃大亏。
蔡康杰同志革命经验那么丰富，就栽了跟头，所以在河南省大整顿之后，他就知道试点区肯定也有一大堆苍蝇，1950年的数据肯定不靠谱，这段时间连续冒出的那些破事，很多是本土干部的责任。
谷雨这么说，自然有安慰的意思，毛泽东同志微微叹息道，"从外地调过来的干部，为了出成绩，有问题的不在少数，有的还纵容，甚至是主动造假！"
毛泽东同志告诉谷雨一件奇葩事，信阳有一个县1950年实际粮食产量2.11亿斤，基层上报2.21亿斤，到了县里，县长改成2.41亿斤，去年调配过去的县委书记认为是3.11亿斤，坚持要按照3.11亿斤上报，两人争吵了一番会后，县委书记以县长有地方主义，故意在粮食产量上打埋伏，在市委告了县长一状，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偏听偏信，直接撤了县长的职务。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气愤难忍，胸口不断起伏，谷雨笑着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个被撤职的县长不服气，我考察的路上，半路窜出来告状！""能知道你的行程，不简单呀！"外来干部和本士干部的斗争，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这才多长一段时间！"毛泽东越说越生气，"我问市委书记，你知道不知道县委书记在造假，他说知道，但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做？他是什么理由？"
毛泽东同志掰着手指说道，"一是不能泄气，社会主义试点只能越来越好，一旦出问题，大家都院蛋了，再无翻身的机会；二是本地干部不听话，不服从领导，必须压制；三是其他两个市都有高增长，我们不能落后．....."